一
当我向沙呷（化名，下同）打听跑一趟布拖需要多少车钱时，他瞥见摄影包，反问我：“你来摄影，还是做慈善？”沙呷熟谙客人们不同的喜好——凉山特有的风物向来是影友青睐的素材，而在另一些人眼中，赤贫或许是更具观赏性的风景。
为了避开修路带来的交通管制，我们清晨四点就出了西昌城。海拔伴着盘山公路越攀越高，我们也在夜色中翻越了一道又一道山梁。东方才吐出一抹鱼肚白，沙呷靠边停车，用口音浓重的官话示意：“快去那儿拍，好看。”
我顺着他的指点爬上了土坡，扑面而来的景象令人猝不及防。
天光与云海如巨幕般展开，席卷了山川。眼前的一切壮丽而沉默，像一记重拳打醒了睡眼惺忪的赶路人，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过日出了。
二
诺苏人（凉山彝族的自称）把这里叫做“吉拉布特”，意思是有刺猬和松树的地方。
布拖坝子海拔2300米。最近一场雪是一个多星期前下的，天气好时还能看到阿布测鲁峰上的积雪。县城不大却楼房林立，乍看之下与内地的小城镇没有多少不同。除了赶场日热闹些，平时行人寥寥，平静空旷。
我们住在都寨大道的布拖宾馆，沙呷说：“住这里好，以前总理来也住这里。”可总理不在的时候，这里更像大城市火车站边上的那些小旅社。沿着嘎子街往南再走一两个街区，就是传说里的特觉上街和普提下街。
从前来过布拖的人都会告诫你：别去那些地方，那里有很多“卖药”的。
改革开放初期，这里的年轻人开始外出闯荡，白粉也流入凉山，打开了魔盒。在毒患最肆虐的年代，近半的诺苏青年为之所害。凉山社会的封闭加速了局面的失控，布拖与相邻的昭觉县，曾是整个凉山毒品最泛滥的地区。
在凉山各地，你都可以看到醒目的禁毒防艾标语。吸毒者为了追求快感往往选择静脉注射，缺乏卫生意识的年轻人常常共用针头，从边境传来的病毒就这样悄悄地蔓延开了。
我们从火烈乡出来的路上遇到了一位女干部，她丈夫原有五个兄弟，现在只剩两个。很多诺苏人都会用身边的例子告诉你，他们受到了怎样的苦难，又是如何艰难地在挣脱毒咒。白粉与相伴而来的艾滋曾把诺苏社会推向覆灭的边缘。而最明显的恶果，就是这里的孤儿数量一度高居全国前列。
去年震动全国的“最悲伤作文”，便脱胎于这样的大背景下。
碧空如洗，煦暖的阳光照在街头，一切都没有异样。
这次到布拖和昭觉地莫（刘绍华女士笔下“利姆乡”的原型），我们视线范围内已经很难找到街头交易的踪影。取而代之的是分散的服药点，戒毒者每天花五块钱，就可以在此口服美沙酮（一种用于毒品替代治疗的药物）。在地莫的一些村庄，毕摩也领着族人向鬼神盟誓再不碰毒品。一面是大力帮扶，另一面是严刑峻法和家支配合，凉山的禁毒战争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只有那些刺眼的标语与判决公告，才会提醒你阴影直到今天仍未散去。
三
阿呷（化名）和两个妹妹平时都住在火烈乡的学校。父亲前几年就因为吃海洛因暴毙，参与贩毒的母亲现在还关在西昌的监狱里，阿呷姐妹是靠爷爷种一点洋芋拉扯大的。
写最悲伤作文的木苦依伍木要比她们幸运——根据四川省政策，父母双亡的在册孤儿最低养育标准为每人每月748元，这还不含其他补贴与捐助（如免费营养餐、寄宿生活补助、高海拔地区取暖补助等，当然前提是这些孤儿的资料能通过国家审核）。
阿呷姐妹属于另一种情形，因为母亲还在（虽然是在监狱里）只能算单亲儿童。这种孩子按现行政策是没法领孤儿补助的。
交际河包谷坪乡的兹切（化名）状况还要更糟，他的双亲染毒后早已失踪多年——“早就死了！”但因为户口一直没有注销，连单亲儿童都算不上。
类似的情况，在大凉山里还有很多。
兹切的奶奶一看到我们就痛哭起来。这些老人为了养活孙子，一大把年纪还要在坡上劳作。
在我走过的民族地区里，诺苏人生存的环境算得上最贫瘠。原始的生产与落后的文化造成了普遍贫困，物质贫困更和精神贫困交织在一起。如果说听天由命、得过且过的生活观深远地影响了几代人。那在这些赤贫家庭里，听天由命是一种奢求，每一天都要为了活下去而抗争。
从村里到乡上的学校还要走一个多小时山路。如果能编入“品质援助班”，兹切的境遇就会改善很多。
四
也许是运气好，在那几天里，几乎每到一所学校，我们都能偶遇从山外边过来的公益团体。
在布拖，常态化开展教育项目的公益组织大约有二十来家，一对一资助与零散的物资捐助就数不胜数了。这大概就是“凉山NGO扎堆”一说的由来。
每个公益组织都有自己的项目要求，对受助方自然就会有不同遴选标准。
一些项目对硬件设施与师资有要求，那地处偏远的村点校就因为无法达标而落选。另一些项目重点关怀贫困女童，于是在同一所学校里，女童班的孩子都穿上漂亮校服领到了簇新的书包，而普通班的孩子依旧裹着分不清颜色的破衣裳。至于营养午餐，也只在一些大点儿的学校才能开展得风风火火。山区教师受到的重视，则远远低于他们的学生。
很多公益组织与教育部门之间并没有充分的互信，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公益资源难以优化配置，凉山的慈善投入事实上出现了不均衡的状况。
能不能进入“孤儿班”、“爱心班”或是“品质援助班”，对兹切这样的孩子来说代表着不同的境遇。在我亲眼目睹的公益活动现场，衣着光鲜的爱心人士扛着摄像机走进受助班级，那里面的孩子们衣着整洁，热情而熟练地唱起《感恩的心》，一墙之隔却是另一番光景。
外部社会对于如何解决凉山困境并没有多少成熟经验可以借鉴，一旦与民族问题纠缠在一起，更只能摸石头过河。凉山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公益市场，形形色色的个人与组织出没其间——这并非一个贬义词，如何让更多孩子获得足以改变一生的机会，需要更具理性和操作性的协作。
五
从交际河回来，我们途径了一个废弃的村庄。为了防止泥石流，新农村建设帮助贫困的诺苏人在平地上建起了新的家园。
那些凋敝破败的土屋，只能在更偏远的山里才能见到了。
凉山在这几年里有了非常大的变化。然而悲情化与妖魔化始终在困扰着这个族群的转型。
这不仅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转型标本，也是两百万诺苏人活生生的命运，属于中国梦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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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向沙呷（化名，下同）打听跑一趟布拖需要多少车钱时，他瞥见摄影包，反问我：“你来摄影，还是做慈善？”沙呷熟谙客人们不同的喜好——凉山特有的风物向来是影友青睐的素材，而在另一些人眼中，赤贫或许是更具观赏性的风景。
为了避开修路带来的交通管制，我们清晨四点就出了西昌城。海拔伴着盘山公路越攀越高，我们也在夜色中翻越了一道又一道山梁。东方才吐出一抹鱼肚白，沙呷靠边停车，用口音浓重的官话示意：“快去那儿拍，好看。”
我顺着他的指点爬上了土坡，扑面而来的景象令人猝不及防。
天光与云海如巨幕般展开，席卷了山川。眼前的一切壮丽而沉默，像一记重拳打醒了睡眼惺忪的赶路人，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过日出了。
凉山日出
二
诺苏人（凉山彝族的自称）把这里叫做“吉拉布特”，意思是有刺猬和松树的地方。
布拖坝子海拔2300米。最近一场雪是一个多星期前下的，天气好时还能看到阿布测鲁峰上的积雪。县城不大却楼房林立，乍看之下与内地的小城镇没有多少不同。除了赶场日热闹些，平时行人寥寥，平静空旷。
我们住在都寨大道的布拖宾馆，沙呷说：“住这里好，以前总理来也住这里。”可总理不在的时候，这里更像大城市火车站边上的那些小旅社。沿着嘎子街往南再走一两个街区，就是传说里的特觉上街和普提下街。
昭觉地莫乡
从前来过布拖的人都会告诫你：别去那些地方，那里有很多“卖药”的。
改革开放初期，这里的年轻人开始外出闯荡，白粉也流入凉山，打开了魔盒。在毒患最肆虐的年代，近半的诺苏青年为之所害。凉山社会的封闭加速了局面的失控，布拖与相邻的昭觉县，曾是整个凉山毒品最泛滥的地区。
在凉山各地，你都可以看到醒目的禁毒防艾标语。吸毒者为了追求快感往往选择静脉注射，缺乏卫生意识的年轻人常常共用针头，从边境传来的病毒就这样悄悄地蔓延开了。
凉山禁毒运动
我们从火烈乡出来的路上遇到了一位女干部，她丈夫原有五个兄弟，现在只剩两个。很多诺苏人都会用身边的例子告诉你，他们受到了怎样的苦难，又是如何艰难地在挣脱毒咒。白粉与相伴而来的艾滋曾把诺苏社会推向覆灭的边缘。而最明显的恶果，就是这里的孤儿数量一度高居全国前列。
去年震动全国的“最悲伤作文”，便脱胎于这样的大背景下。
碧空如洗，煦暖的阳光照在街头，一切都没有异样。
地莫乡政府
这次到布拖和昭觉地莫（刘绍华女士笔下“利姆乡”的原型），我们视线范围内已经很难找到街头交易的踪影。取而代之的是分散的服药点，戒毒者每天花五块钱，就可以在此口服美沙酮（一种用于毒品替代治疗的药物）。在地莫的一些村庄，毕摩也领着族人向鬼神盟誓再不碰毒品。一面是大力帮扶，另一面是严刑峻法和家支配合，凉山的禁毒战争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只有那些刺眼的标语与判决公告，才会提醒你阴影直到今天仍未散去。
凉山街头的法院判决
三
阿呷（化名）和两个妹妹平时都住在火烈乡的学校。父亲前几年就因为吃海洛因暴毙，参与贩毒的母亲现在还关在西昌的监狱里，阿呷姐妹是靠爷爷种一点洋芋拉扯大的。
火烈乡的骡马市集
写最悲伤作文的木苦依伍木要比她们幸运——根据四川省政策，父母双亡的在册孤儿最低养育标准为每人每月748元，这还不含其他补贴与捐助（如免费营养餐、寄宿生活补助、高海拔地区取暖补助等，当然前提是这些孤儿的资料能通过国家审核）。
阿呷姐妹（化名）
阿呷姐妹属于另一种情形，因为母亲还在（虽然是在监狱里）只能算单亲儿童。这种孩子按现行政策是没法领孤儿补助的。
交际河包谷坪乡的兹切（化名）状况还要更糟，他的双亲染毒后早已失踪多年——“早就死了！”但因为户口一直没有注销，连单亲儿童都算不上。
失去依靠的诺苏少年
类似的情况，在大凉山里还有很多。
兹切的奶奶一看到我们就痛哭起来。这些老人为了养活孙子，一大把年纪还要在坡上劳作。
兹切的爷爷不愿提起儿子
在我走过的民族地区里，诺苏人生存的环境算得上最贫瘠。原始的生产与落后的文化造成了普遍贫困，物质贫困更和精神贫困交织在一起。如果说听天由命、得过且过的生活观深远地影响了几代人。那在这些赤贫家庭里，听天由命是一种奢求，每一天都要为了活下去而抗争。
包谷坪乡
从村里到乡上的学校还要走一个多小时山路。如果能编入“品质援助班”，兹切的境遇就会改善很多。
四
也许是运气好，在那几天里，几乎每到一所学校，我们都能偶遇从山外边过来的公益团体。
在布拖，常态化开展教育项目的公益组织大约有二十来家，一对一资助与零散的物资捐助就数不胜数了。这大概就是“凉山NGO扎堆”一说的由来。
爱心人士探访女童班
每个公益组织都有自己的项目要求，对受助方自然就会有不同遴选标准。
一些项目对硬件设施与师资有要求，那地处偏远的村点校就因为无法达标而落选。另一些项目重点关怀贫困女童，于是在同一所学校里，女童班的孩子都穿上漂亮校服领到了簇新的书包，而普通班的孩子依旧裹着分不清颜色的破衣裳。至于营养午餐，也只在一些大点儿的学校才能开展得风风火火。山区教师受到的重视，则远远低于他们的学生。
校园里的孩子
很多公益组织与教育部门之间并没有充分的互信，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公益资源难以优化配置，凉山的慈善投入事实上出现了不均衡的状况。
能不能进入“孤儿班”、“爱心班”或是“品质援助班”，对兹切这样的孩子来说代表着不同的境遇。在我亲眼目睹的公益活动现场，衣着光鲜的爱心人士扛着摄像机走进受助班级，那里面的孩子们衣着整洁，热情而熟练地唱起《感恩的心》，一墙之隔却是另一番光景。
市集上的孩子
外部社会对于如何解决凉山困境并没有多少成熟经验可以借鉴，一旦与民族问题纠缠在一起，更只能摸石头过河。凉山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公益市场，形形色色的个人与组织出没其间——这并非一个贬义词，如何让更多孩子获得足以改变一生的机会，需要更具理性和操作性的协作。
五
从交际河回来，我们途径了一个废弃的村庄。为了防止泥石流，新农村建设帮助贫困的诺苏人在平地上建起了新的家园。
废弃的村庄
那些凋敝破败的土屋，只能在更偏远的山里才能见到了。
凉山在这几年里有了非常大的变化。然而悲情化与妖魔化始终在困扰着这个族群的转型。
这不仅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转型标本，也是两百万诺苏人活生生的命运，属于中国梦的一部分。
高海拔山区的云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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