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华五十年后，印尼华人的生存状态又是怎样的？
印尼据称有着世界上最大的华人社群，但与世界上其他华人社会相比，印尼华人历史上曾经遭受的身份歧视无疑最为深重。
半个世纪前的1966年，刚刚通过政变上台的印尼总统苏哈托颁布第127号总统令，要求印尼华人改掉中文姓名，改取印尼姓名。此项法令的颁布，成为苏哈托时代系统性歧视华人的历史开端。在此之后，一系列法令让华人被禁止使用和学习中文、禁止庆祝传统节日、也无法涉足政治。1998年，由于金融危机而引发的惨烈的排华暴乱，成为印尼排华的最高潮。但随着苏哈托政府在民主化运动中的倒台，印尼排华也走向终点。
今日的印尼华人不再承受过去的种种文化钳制，但距离2006年印尼《国籍法》修改、华人法律上获得完全平等地位，只有十年时间。结束32年文化断层与政治歧视的印尼华人，在获得平等地位的今日如何拾起被斩断的文化，面临重重掣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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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落叶归根变成落地生根
年逾八旬的华裔老人余麦风，在雅加达市中心附近的一条小巷里经营着一个华文教室。教室墙上挂满了他参加各种华人社会活动、与参政政客见面，以及在各种论坛上演讲的新闻简报。另一边，挂着几幅中文书法。瘦削的余麦风，声音已变得有些含糊。教授中文、关注印尼政治、广交社会贤达，是他一生的志趣。
华人移民印尼的历史，可追溯到800年前元世祖忽必烈的远征。几个世纪的迁徙史让数以百万的华人在此扎根，其中大部分从事工商业，也有部分人从事农业。荷兰殖民时代，华人被看做二等的“东方外国人”，大都从事贸易或担任低级官吏。
与早期扎根印尼的华人不同，20世纪后移民到印尼的华人往往被称为“新客”。他们更多在来自中国的革命党人建立的中文学校中接受教育。这里从教材到老师，几乎全盘从中国引入。“新客”们不太过问印尼本地政治，更多受到中国20世纪历次政治运动的影响。
还是十几岁的时候，余麦风违抗家里继承家族布店生意的父命，在印尼西加里曼丹省的首府坤甸市教中文。1948年，当地的中文学校主要分为两派——支持共产党的中华学校与支持国民党的振强学校。余麦风选择在中华学校做教导主任，当年带领左派学校的学生罢课，举着火把与振强学校的学生在游行中对峙。多年后回想起来，余麦风还感叹当时的血气方刚。
二战结束后，印尼独立战争几乎与中国大陆的国共内战同步开始。1949年12月，印尼联邦正式成立，几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诞生。在由苏加诺领导的独立政府中，民族主义、伊斯兰与共产主义三股势力相互制衡。作为当时世界第三大共产党的印共，与新中国之间的联系，靠的正是数百万的印尼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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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千岛日报》雅加达分社社长洪忠良，曾是左派华文学校的学生。他和他的同学们尽管是土生土长的印尼华人，学的却是抗美援朝、雷锋、焦裕禄等故事，读的小说是《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而他们想的，也是有朝一日能“回到”中国。“我们都是长在红旗下的一代。那时候，我们朋友见了面都会说一句‘祖国见’！”
1965年9月30日，6名高级军官被杀，苏哈托将此事指向印尼共产党，开始在全国清洗共产党势力，中印尼关系急转直下，两国在1967年断绝外交关系。被认为与中共关系密切的华人也受到牵连。一系列排华政策陆续颁布——华校被关闭、华文教学被禁、文化活动受到限制。一夜之间，华校学生成了失学儿童，老师也只能另谋他途。洪忠良不得不开始从商，他从商场店员做起，逐渐建立起自己的产业，晚年才加入媒体工作中。
洪忠良的外祖父曾去中国参加过同盟会，参与了推翻清政府的活动，直到1930年代末日本入侵才乘坐最后一艘船逃回印尼。虽然自己也怀揣一颗归国的热心，却终究没能离开印尼。然而，很多与洪忠良同时代的印尼华人来到中国大陆，却发现心中的祖国远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样。
“当时的政策起先说是入中国籍，回国好，支持祖国建设；后来形势发生变化，变成鼓励入印尼籍，留在当地。于是，落叶归根变成了落地生根。”洪忠良回忆道，“起先很多回国的华人不能够适应大陆的环境，因为我们这里家里都有佣人，生活很舒服嘛，相比之下，中国生活很艰苦，后来很多人就跑去香港啦。”
政治热情被扼杀的印尼华人只好回到其传统的商业领域发展，这也使得苏哈托时期华人在印尼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1998年金融危机前，印尼五大财团全部由华人掌控，“占印尼人口3%的华人控制了印尼70%国家经济”的说法被广为流传。这句话也使华人被认为是把持和损害印尼经济的罪魁祸首，成为后来反华分子打击华人的借口。
由压制走向平等
千岛之国的印度尼西亚，乃是国际知名民族主义理论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发明“想象的共同体”概念的地方。在其19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存在着200多个部族，其中人口最多的爪哇人占到全国人口的40%。如何将四散的群岛与各不相同的族群统一在一个“共同想象”之下，始终是印尼政府面临的一大难题。
面对大多数信伊斯兰教的印尼族群，中华独特的文化显得格格不入。在荷兰殖民者“分而治之”的手段下，华人不仅是商人，也是税吏，是原住民眼中统治者的帮凶。1965年之前，印尼华人则成为印尼共产党、民族主义者和伊斯兰教之间权力斗争的棋子。
苏哈托时代的裙带资本主义模式尽管让印尼享受了数十年的快速经济发展，但发展果实并未让全社会得以分享，贫富分化严重。华人虽说在政治、文化上受到压制，经济上却享受到稳定的好处。然而，部分华人老板喜好炫富的性格与印尼其他民族的贫困形成鲜明对比。在一些印尼人眼中，华人是附庸权贵、只知牟利的“经济动物”。
1998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印尼经济凋敝，大量印尼学生走上街头，抗议苏哈托七度连任印尼总统。最后，77岁的苏哈托辞去总统职务，让与其副手哈比比接任。此后宪法得以修改，民主化改革全面启动。但与此同时，当年5月13日，从苏门答腊的棉兰开始，针对华人的打砸抢烧事件在印尼蔓延，华人家庭遭受洗劫，妇女受到强奸。余麦风曾到棉兰进行调查，夜里常常能听到妇女的惨叫。
这场排华暴乱后，大量印尼华人流亡海外，为了重振印尼经济，新上台的哈比比颁布了一系列有利的改革举措以吸引华人回归，如废除华文教育禁令、废除政府公文中“本地人”（pribumi）与“非本地人”（non-pribumi）的表述等。哈比比还成立了一个对排华骚乱的调查组。不过，最后由于各种阻力，让调查半途而废，使得排华暴动至今没有官方定论，其幕后真凶也未受到惩罚。
2000年，时任总统瓦希德宣布废除针对华人文化活动的禁令，印尼华人得以重新公开庆祝春节。到了2003年的梅加瓦蒂时代，春节被定为印尼法定假日。2006年，印尼《国籍法》修改，将印尼公民权由血缘原则改为出生地原则，并废止一切带有种族歧视的法令。由此，华人获得同印尼其他民族一样的权利，并有权参与总统与副总统竞选活动。
今日的印尼，尽管社会上对华人的异样眼光并未完全消除，但法律上已不存在针对华人的歧视政策。华人也开始全面重建自己被割断的文化血脉。
印尼华人心结何解？
驰骋在雅加达的高速公路上，在某家大型汽车企业上班的Naomi告诉记者，迎面闪过的一座座现代化的商场、写字楼和大公司，哪些为印尼华人所有。据她说，印尼一些公司会找一些印尼人作为CEO或者董事，经常在媒体面前亮相，让大众以为这些是公司的所有者，但华人圈里都清楚，哪些企业是华人所有的。
印尼这片潮湿而肥沃的土地，究竟是华人生养的家乡，还是他们暂居的驿站？尽管印尼法律已将华人与其他民族一视同仁，但终究是印尼华人需要解开的心结。
经历了半个世纪排华历史的洪忠良感慨，自己这个年纪走遍了世界各地，却仍然觉得印尼是天堂。“这里物产丰饶，民风淳厚。荷兰人有句话，在印尼泥土里插一根拐杖就能长成一棵树。”
的确，部分印尼人对华人仍有歧见，但他们并非天生排华的民族。“华人的祖先600年前就到了印尼，这里的环境让我们的祖先觉得适宜居住，于是把家里人陆陆续续接到了这里。如果这里一开始就排外，祖辈们也不可能站住脚。1998年暴乱的时候，有很多印尼老百姓帮助我们逃脱，还把华人藏在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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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忠良告诉记者，尽管印尼排华事件举世闻名，但也有邦加勿里等从来没有发生过排华事件的地方。“我们家里的佣人，很多人做了三四十年的。跟我们的关系好比血肉之亲。”
在他看来，占有印尼四成人口的爪哇族并非争强好胜的民族；反而，爪哇文化以柔弱、顺从为特点，以谦恭、有礼而著称，但也容易受人统治和煽动。
居住在遥远亚齐的老伟富却不这么认为。尽管是土生土长的印尼人，他却更喜欢、也更渴望回归华人社会。“每次到中国，看到满街的汉字，街上说汉语的人，才觉得是回家了，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地方。”
除夕的夜晚，徜徉在印度洋海风之下，这位30多岁的青年人向记者吐露了心声。“我哥在雅加达工作，那里的人思想比较开放，可能感受不到身份带来的问题。但在亚齐这种小地方，走在街上还是会感到别人看你的眼神不一样。这让我觉得，自己只是暂住在这里的。”
记者／李克难（发自雅加达、亚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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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据称有着世界上最大的华人社群，但与世界上其他华人社会相比，印尼华人历史上曾经遭受的身份歧视无疑最为深重。
半个世纪前的1966年，刚刚通过政变上台的印尼总统苏哈托颁布第127号总统令，要求印尼华人改掉中文姓名，改取印尼姓名。此项法令的颁布，成为苏哈托时代系统性歧视华人的历史开端。在此之后，一系列法令让华人被禁止使用和学习中文、禁止庆祝传统节日、也无法涉足政治。1998年，由于金融危机而引发的惨烈的排华暴乱，成为印尼排华的最高潮。但随着苏哈托政府在民主化运动中的倒台，印尼排华也走向终点。
今日的印尼华人不再承受过去的种种文化钳制，但距离2006年印尼《国籍法》修改、华人法律上获得完全平等地位，只有十年时间。结束32年文化断层与政治歧视的印尼华人，在获得平等地位的今日如何拾起被斩断的文化，面临重重掣肘。
从落叶归根变成落地生根
年逾八旬的华裔老人余麦风，在雅加达市中心附近的一条小巷里经营着一个华文教室。教室墙上挂满了他参加各种华人社会活动、与参政政客见面，以及在各种论坛上演讲的新闻简报。另一边，挂着几幅中文书法。瘦削的余麦风，声音已变得有些含糊。教授中文、关注印尼政治、广交社会贤达，是他一生的志趣。
华人移民印尼的历史，可追溯到800年前元世祖忽必烈的远征。几个世纪的迁徙史让数以百万的华人在此扎根，其中大部分从事工商业，也有部分人从事农业。荷兰殖民时代，华人被看做二等的“东方外国人”，大都从事贸易或担任低级官吏。
与早期扎根印尼的华人不同，20世纪后移民到印尼的华人往往被称为“新客”。他们更多在来自中国的革命党人建立的中文学校中接受教育。这里从教材到老师，几乎全盘从中国引入。“新客”们不太过问印尼本地政治，更多受到中国20世纪历次政治运动的影响。
还是十几岁的时候，余麦风违抗家里继承家族布店生意的父命，在印尼西加里曼丹省的首府坤甸市教中文。1948年，当地的中文学校主要分为两派——支持共产党的中华学校与支持国民党的振强学校。余麦风选择在中华学校做教导主任，当年带领左派学校的学生罢课，举着火把与振强学校的学生在游行中对峙。多年后回想起来，余麦风还感叹当时的血气方刚。
二战结束后，印尼独立战争几乎与中国大陆的国共内战同步开始。1949年12月，印尼联邦正式成立，几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诞生。在由苏加诺领导的独立政府中，民族主义、伊斯兰与共产主义三股势力相互制衡。作为当时世界第三大共产党的印共，与新中国之间的联系，靠的正是数百万的印尼华人。
印尼《千岛日报》雅加达分社社长洪忠良，曾是左派华文学校的学生。他和他的同学们尽管是土生土长的印尼华人，学的却是抗美援朝、雷锋、焦裕禄等故事，读的小说是《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而他们想的，也是有朝一日能“回到”中国。“我们都是长在红旗下的一代。那时候，我们朋友见了面都会说一句‘祖国见’！”
1965年9月30日，6名高级军官被杀，苏哈托将此事指向印尼共产党，开始在全国清洗共产党势力，中印尼关系急转直下，两国在1967年断绝外交关系。被认为与中共关系密切的华人也受到牵连。一系列排华政策陆续颁布——华校被关闭、华文教学被禁、文化活动受到限制。一夜之间，华校学生成了失学儿童，老师也只能另谋他途。洪忠良不得不开始从商，他从商场店员做起，逐渐建立起自己的产业，晚年才加入媒体工作中。
洪忠良的外祖父曾去中国参加过同盟会，参与了推翻清政府的活动，直到1930年代末日本入侵才乘坐最后一艘船逃回印尼。虽然自己也怀揣一颗归国的热心，却终究没能离开印尼。然而，很多与洪忠良同时代的印尼华人来到中国大陆，却发现心中的祖国远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样。
“当时的政策起先说是入中国籍，回国好，支持祖国建设；后来形势发生变化，变成鼓励入印尼籍，留在当地。于是，落叶归根变成了落地生根。”洪忠良回忆道，“起先很多回国的华人不能够适应大陆的环境，因为我们这里家里都有佣人，生活很舒服嘛，相比之下，中国生活很艰苦，后来很多人就跑去香港啦。”
政治热情被扼杀的印尼华人只好回到其传统的商业领域发展，这也使得苏哈托时期华人在印尼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1998年金融危机前，印尼五大财团全部由华人掌控，“占印尼人口3%的华人控制了印尼70%国家经济”的说法被广为流传。这句话也使华人被认为是把持和损害印尼经济的罪魁祸首，成为后来反华分子打击华人的借口。
由压制走向平等
千岛之国的印度尼西亚，乃是国际知名民族主义理论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发明“想象的共同体”概念的地方。在其19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存在着200多个部族，其中人口最多的爪哇人占到全国人口的40%。如何将四散的群岛与各不相同的族群统一在一个“共同想象”之下，始终是印尼政府面临的一大难题。
面对大多数信伊斯兰教的印尼族群，中华独特的文化显得格格不入。在荷兰殖民者“分而治之”的手段下，华人不仅是商人，也是税吏，是原住民眼中统治者的帮凶。1965年之前，印尼华人则成为印尼共产党、民族主义者和伊斯兰教之间权力斗争的棋子。
苏哈托时代的裙带资本主义模式尽管让印尼享受了数十年的快速经济发展，但发展果实并未让全社会得以分享，贫富分化严重。华人虽说在政治、文化上受到压制，经济上却享受到稳定的好处。然而，部分华人老板喜好炫富的性格与印尼其他民族的贫困形成鲜明对比。在一些印尼人眼中，华人是附庸权贵、只知牟利的“经济动物”。
1998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印尼经济凋敝，大量印尼学生走上街头，抗议苏哈托七度连任印尼总统。最后，77岁的苏哈托辞去总统职务，让与其副手哈比比接任。此后宪法得以修改，民主化改革全面启动。但与此同时，当年5月13日，从苏门答腊的棉兰开始，针对华人的打砸抢烧事件在印尼蔓延，华人家庭遭受洗劫，妇女受到强奸。余麦风曾到棉兰进行调查，夜里常常能听到妇女的惨叫。
这场排华暴乱后，大量印尼华人流亡海外，为了重振印尼经济，新上台的哈比比颁布了一系列有利的改革举措以吸引华人回归，如废除华文教育禁令、废除政府公文中“本地人”（pribumi）与“非本地人”（non-pribumi）的表述等。哈比比还成立了一个对排华骚乱的调查组。不过，最后由于各种阻力，让调查半途而废，使得排华暴动至今没有官方定论，其幕后真凶也未受到惩罚。
2000年，时任总统瓦希德宣布废除针对华人文化活动的禁令，印尼华人得以重新公开庆祝春节。到了2003年的梅加瓦蒂时代，春节被定为印尼法定假日。2006年，印尼《国籍法》修改，将印尼公民权由血缘原则改为出生地原则，并废止一切带有种族歧视的法令。由此，华人获得同印尼其他民族一样的权利，并有权参与总统与副总统竞选活动。
今日的印尼，尽管社会上对华人的异样眼光并未完全消除，但法律上已不存在针对华人的歧视政策。华人也开始全面重建自己被割断的文化血脉。
印尼华人心结何解？
驰骋在雅加达的高速公路上，在某家大型汽车企业上班的Naomi告诉记者，迎面闪过的一座座现代化的商场、写字楼和大公司，哪些为印尼华人所有。据她说，印尼一些公司会找一些印尼人作为CEO或者董事，经常在媒体面前亮相，让大众以为这些是公司的所有者，但华人圈里都清楚，哪些企业是华人所有的。
印尼这片潮湿而肥沃的土地，究竟是华人生养的家乡，还是他们暂居的驿站？尽管印尼法律已将华人与其他民族一视同仁，但终究是印尼华人需要解开的心结。
经历了半个世纪排华历史的洪忠良感慨，自己这个年纪走遍了世界各地，却仍然觉得印尼是天堂。“这里物产丰饶，民风淳厚。荷兰人有句话，在印尼泥土里插一根拐杖就能长成一棵树。”
的确，部分印尼人对华人仍有歧见，但他们并非天生排华的民族。“华人的祖先600年前就到了印尼，这里的环境让我们的祖先觉得适宜居住，于是把家里人陆陆续续接到了这里。如果这里一开始就排外，祖辈们也不可能站住脚。1998年暴乱的时候，有很多印尼老百姓帮助我们逃脱，还把华人藏在家里。”
洪忠良告诉记者，尽管印尼排华事件举世闻名，但也有邦加勿里等从来没有发生过排华事件的地方。“我们家里的佣人，很多人做了三四十年的。跟我们的关系好比血肉之亲。”
在他看来，占有印尼四成人口的爪哇族并非争强好胜的民族；反而，爪哇文化以柔弱、顺从为特点，以谦恭、有礼而著称，但也容易受人统治和煽动。
居住在遥远亚齐的老伟富却不这么认为。尽管是土生土长的印尼人，他却更喜欢、也更渴望回归华人社会。“每次到中国，看到满街的汉字，街上说汉语的人，才觉得是回家了，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地方。”
除夕的夜晚，徜徉在印度洋海风之下，这位30多岁的青年人向记者吐露了心声。“我哥在雅加达工作，那里的人思想比较开放，可能感受不到身份带来的问题。但在亚齐这种小地方，走在街上还是会感到别人看你的眼神不一样。这让我觉得，自己只是暂住在这里的。”
记者／李克难（发自雅加达、亚齐）
本文节选自《排华五十年后，印尼华人生存秘辛》，原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6年第12期，总第577期。
来源：凤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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