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玛丽安·图皮（Marian Tupy）译/王光裕
来自公号：自由游子（FreeWanderer）
20世纪伟大的记者、小说家和旅行作家玛莎·盖尔霍恩（Martha Gellhorn，1908-1998）非常熟悉战争、饥饿与疾病，她坚持亲眼目睹所有这些苦难。1937年，她在马德里见证了西班牙内战的血腥暴力。1938年，她在布拉格，看着慕尼黑协定后数百万无家可归的捷克人从苏台德区逃亡布拉格，拥挤在火车站寻求食物和庇护。1945年，她随同美国第七军见证了美军战胜嗜血纳粹解放达豪集中营。
盖尔霍恩是全世界第一位女性战地记者和最早的女权主义者。她的文章总是充满力量和洞见。而我一再阅读的是她写于1978的回忆录，《我与另一位的旅行》（Travels with Myself and Another）。1941年，盖尔霍恩与她的新婚丈夫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前往战争中的香港旅行。这座城市成为了日本帝国主义缓慢攻克蒋介石国民军的前线。当他们乘坐飞机抵达香港，盖尔霍恩是这样叙述自己对这座饥饿之城的印象的：
大街上睡满了人。妓院是一排沿着狭窄走廊的木头小隔间，一个妓女每晚2美元。无证摆摊是非法的，但是没人付得起罚金。这是真实的香港，残酷至极的贫穷，比我任何地方的所见都更糟糕。而更糟糕的是，空气中充满着绝望，生活永远都是如此，也将继续如此。人口的密集程度令我惊恐。这是个无处呼吸的地方，人们拥挤在一起，令人窒息。
最终我来到一处工厂，潮湿而又昏暗的地下室，年幼的孩子在雕刻外国游客最爱的小饰品，我无法目睹更多这样的场景。我简直就要歇斯底里。
我向海明威喊道，“他们看起来才十岁。他们要花三个月的时间才能做成这样一个该死的东西。他们这样工作二十岁前准会成为瞎子！我们都是活着的奴隶！这些孩子都饿得半死了！我要离开这里！我无法忍受这种地方！”
而海明威却对说，“玛莎，困扰你的问题在于，你以为每个人和你都是完全一样的。你无法忍受的东西，他们也无法忍受。对你来说是地狱的地方，对他们来说也是地狱。你怎么知道他们对自己生活的感知？如果他们的想法和你一样，那他们为什么没有自杀而是生更多的孩子并且为此欢庆呢。”
眼见着这些中国人痛苦挣扎，我却陷入了没有尽头没有间隙的歇斯底里的厌恶之中。我哭喊道，“为什么他们都那么爱吐痰？你简直无法把你的脚置于一块没有巨大黏糊团的土地上！每一样东西都散发着汗臭味和便臭味！在臭味中，我看到人们在那里起居。我想我当时是被恶心到了。
在盖尔霍恩和海明威离开后不久，这座城市就向日本人投降了。英国殖民统治者在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重返香港。两年后，年轻的苏格兰公务员郭伯伟爵士（John Cowperthwaite）抵达殖民地，监管香港的经济发展。大约50年后，我在苏格兰的圣安德鲁斯会见了郭伯伟，当时我在那里读书，而他则享受着他的退休时光。他跟我说，“我到香港的时候，发现香港的经济发展非常良好。所以，我就任其发展了。”
郭伯伟与我谈论了香港当时的低税收政策、对商业友好的监管环境、没有政府补贴、与全世界其他地方的无关税贸易关系，以及他出任香港财政司期间所推动的其他政策。在所有他所谈论的政策中，有一点特别吸引我的注意。当时我请他列举一项最为自豪的改革。他回答说，“我废除了统计部门”。郭伯伟认为对经济状况进行统计十分危险，因为这会给形形色色的社会工程师借口来对经济进行国家干预。
在我们首次谈话的某一刻，我想我是成功令他感到烦恼了，因为我不断地暗示他主要以“啥事没干”而出名。而他这样跟我说，在他任职期间，他花了相当多的时间让英国好事的政客们远离对香港经济事务的干预。
今天，香港是全世界最繁荣的地方之一。当然香港也有香港自身的问题，尤其是最近对香港言论自由的打压，不过香港的成功已经足够令人惊讶。1950年，一个普通香港市民的收入是其殖民者大英帝国普通市民收入的35%。2015年，一个普通香港市民的收入比一个普通英国市民的收入高出37%。盖尔霍恩所哀叹的穷困香港已经不复存在了——感谢和平与经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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