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百年来的中国既是一个父权丧失的时代，又是父子关系重建的年代。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中国家庭中父子关系的变迁经历了一个越来越激进的过程。最初是父权的丧失，继而是"五四"一代尝试对父子关系进行完全的革新。而后，在大时代的动荡之中，父子关系在全面政治化的空气中被异化，年轻人在政治的高压下对上一代进行彻底否定，直至1980年代的重建。
而今，面对亲情与教养的历史性断裂，鲁迅在1919年追问的那个问题依然绕不开，那就是–今天，我们如何做父亲?《看历史》就此问题采访了作家野夫。
百 年 裂 变
《看历史》：近代中国无疑是一个遭逢动荡的大时代，家庭关系在这个时代中也像政治文化一样，被革过命。从辛亥开始延续千年的父权体系就被推翻，父亲对子女失控，家庭关系无法回到原有的秩序中，父权完全丧失。这场革命，因何从政治层面波及到了家庭关系?
野夫：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这两个历史事件是结束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父权社会的标志性事件。所谓父权社会是根据皇权社会来的，君臣父子的纲常关系是以孝治国，提倡孝这个主流价值观的意思是提倡忠，由孝引出忠，由忠引出义。整个社会伦理关系是基于这个秩序来的。皇帝也被认为是天父。辛亥革命结束帝制，结束了普通人对皇权的依赖，也是对这样一种完全的父权社会的消解。虽然把皇权瓦解了，专制权力的依附关系还没有完全瓦解。忠于领袖，忠于组织的制度表面上结束了，然而从文化上并没有完全结束。
《看历史》：1940年代至1980年代，中间几个历史时期，使得年轻人不得不一次再次地经历路线选择。这种人生抉择同样影响到家庭关系、父子关系，以至于到了1980年代乃至今天，很多父子关系，还处在一种既敏感又无法调适的状态之中。历史对个体关系的影响、撕扯和撕裂，因何会如此顽固而强大?
野夫：在一个极端的政治时代，一切家庭关系都是被政治化的。像我的父亲，他面对自己父兄惨死、流放，他只能站在组织者一方，他不会去想着为父亲复仇，为兄长复仇，他知道个体的力量改变不了现实，不仅改变不了，还要连累自己的家庭和孩子万劫不复。 那一代父母被彻底地扭曲了。我们这代成长起来开始叛逆的孩子，这种不和谐是存在的。我像我父亲背叛他的家庭一样，我也背叛了父亲的立场。我的父亲是正县级干部，他最初对我的选择也不能理解，只能说是我的灾难和他的死亡从情感上化解了矛盾。假如我父亲还是层层提拔，身居高位，他跟我断绝关系都有可能。 在一个政治时代，所谓的骨肉伦常的破碎是时代悲剧，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这代人要完成的一段历史，我称之为"审父教育"，对我们革命父亲的重新审视。我们这代人从批判到质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完成从审父到弑父的历史，这个"父"必须弑，但"审父""弑父"，都是为了重建新一代健康的父亲。
旧 账 怎 么 结
《看历史》：中国的父亲们，在经历了无法安放父爱，无权释放父爱几十年之后，父子关系终于走到需要重建的今天。用鲁迅的话说，就是“中国觉醒的人，为想随顺长者解放幼者，便须一面清结旧账，一面开辟新路。”今天也面临着一个结旧账的问题。
野夫：我以前编过美国教育部推荐的参考书，一本叫《家庭教育》，一本叫《学校教育》，在美国是很权威的。显然在美国这样的国家，也是把家庭教育放到很重要的地位。我们通常说的公民教育，他从小既要在课堂上接受，也要在家庭中接受，它和传统的忠孝教育肯定是有区别的，但也不是极端主义下的所谓的"弑父"教育–由于"五四"那代人曾经提出过要杀掉这个封建皇权的父亲。政府不是父，无论是天父、父王、皇父、还是组织化的父亲，都是该粉碎的，所有以父为比喻的权力，都是应该被质疑的。
现实生活中的，真正意义上的血缘上的父亲，这个符号要强化，不仅是尊卑意义上的强化。首先父亲得是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是一个有负责、担当、正义、信用、爱心、悲悯、善良的人。要把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意识传给孩子。
父亲不仅提供丰衣足食，今天完成这点不算太难。现今父位教育的缺失，空间上来说表现为，很多父亲为了生计与家庭脱离，几亿打工者的家庭中父位是缺失的;无数上大学的孩子，他们的父亲都在故乡，他们的父位也是缺失的。多数的父子从空间上，是分离的状况。传统意义上是父母在不远游，而现在父亲要远游，孩子也要远游，人们接受父亲教育的时光是很短的。从小入幼儿园，寄宿，剩下的时间就是宠爱，如果父亲不在，连宠爱都没有。从父亲身上潜移默化东西，时间上的不够，空间上的不可能。
《看历史》：不参与教育，并且自动放弃了教育的权利，把孩子所有的时间都送到各种班里。
野夫：从教育层面上，学校只完成了一部分自然科学的教育，人文教育匮乏甚或畸形。当一个孩子在学校受的都是这样的教育，在家又没有得到纠正，我们现在能看到很坚强有担当的父亲，教出一个没有男子气的儿子，并不是他父亲身上没有这个基因和血液，是因为这种独生子，父位教育的缺失，使他成了温室中的花朵，变成了个没有血性的、没脾气、没有担当的孩子。这也是很多女孩看男生觉得中性化、甚至女性化的原因。这是一个没有血性的时代，父亲也没有把血性教给他。
《看历史》：那么这个旧账怎么结?
野夫：这是一个鸡和蛋的现象。为什么这么说呢?一方面，是这个制度造成这种现象。另一方面说，仅仅指望现状的改变来重塑父亲，使父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教父"–不是黑手党电影中的教父，那就需要一个制度性的改变。但是没有一批教父的诞生，制度性的改变也没希望。因此，我还是主张，要有越来越多的男人、越来越多的父亲，成为孩子们的精神教父。教父它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词，这个词本身意味着权威、意味着敬畏、意味着影响。我希望有一代教父诞生，这种教父不仅是各自家庭的教父，还是社会的良师、是心灵导师。他不是属于帮会的。
《看历史》：父亲在家中，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野夫：父亲第一是权威，第二是支柱。他是经济的主要来源，他得养家糊口。同时他还是法–家法的代言人。生理上他还是血统，人类社会现在是认父亲的血统。父亲还意味着是对孩子性格养成影响很大。一个暴力的父亲可能养了一个暴力的孩子，一个温和的父亲，他可能养出一个温和的孩子。在情感上，父亲代表敬畏，代表祖宗训诫。
重 塑 健 康 父 亲
《看历史》：有多少问题孩子，就有多少问题家庭、问题父亲。现在他们又面临着转型社会和更大的转型时机，这些父亲有没有能力转变孩子?这些孩子在他们做父亲时，有没有能力做个父亲?还是这个问题，今天，我们如何做父亲?
野夫：鲁迅时代提出过这个问题，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做父亲?在那个年代，鲁迅他们批的忠孝文化、二十四孝文化，在"五四"的背景下、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要打破孔家店，去除中国封建教育的毒素，放在当时背景下看不是太错。但在那些打破后，又没有建立起一个价值观的东西。我们在1980年以后，又要重新思考这个问题了。我们究竟该怎么做父亲?
《看历史》：民国时期重建父亲时西风东渐，现在要重建父亲是西风劲吹。今天，父亲与子女的关系不是被政治打破，而是面临又一次文明的袭来，这种情况下如何重建父亲?既要有东方传统，又要有西方现代文明的意识。
野夫：传统中国文化中的父系的权威尊卑，伦常教育是不能抛弃的，另一方面又要有西方民主、权力的观念，西方教育中就没有打孩子，这样结合的范例并不是没有。在中华民族身上，除开移民家庭，在台湾、在香港，结合东西方教育中优秀的理念，效果是不错的。孩子的民主和权利被强调，但并不是跟父母叫板的，也不是中国小皇帝。
现在中国还有另一种很悲哀很悲哀的事情，儿女结婚了，就把老人赶出去，在中国乡村弃老现象非常严重。尤其是贫穷的乡村，老人在孤寂中悄然地消失了。
所以，今天的父亲要先把自己教育成现代公民，再按照现代公民的范式教育孩子。
《看历史》：中国父母对儿女的要求素来很高，即便是儿孙"愚且鲁"，仍是希望孩子能"无灾无难到公卿"。尤其是1980年代以后，父母把所有对自己价值实现的要求，都加诸儿女身上，这些附加物将育人退到第二位，把成功摆在第一位。实用主义、成功学作为术，占据了做人之道，本末开始倒置。您认为这种本与末应该如何调整?在育人的过程中，如何培育真正的英才?
野夫：上世纪90年代理想主义逐渐淡化，整个社会转向物质主义，转向实用主义，整个民族的理想主义精神很少提起，人们尽量地务实。这种转向的教育使成功学泛滥，要成功、成名、成商、成家、成就事业。成功学是最庸俗、最泛滥的一门学问。这套东西教育出来的人，并不灌输诚实、正直、勇敢、理想。正因此，这个时代把黑厚学等各种谋略学，诸子百家中的兵家、鬼谷子、东方的狡诈端出来称为谋略学。这不叫品质教育，这是术的教育，是形而下的教育，不是形而上的教育。形而下者谓之器，把孩子们变成器物，用工具取代价值理想。
《看历史》：社会既然这样，家庭、父亲如何与之抗争，才能将本末倒回来?
野夫：整个社会体系成了这样之后，就只能从家教中补充，父亲不是个实用主义的人，是个理想主义者，会告诉孩子有理想、有价值的人生，才是一个受人尊重的人生，我觉得就可以满意了。现在不少家庭和孩子在朝这个方向转，大学毕业后先到偏远山区义教，我高度欣赏他们。他开始愿意选择了解社会、担当公益，这种理想主义的亮光，是民族的希望。
来源：野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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