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婷
本文选自《凤凰周刊》第242期
隐士是中国社会很重要的一部分，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有很多隐士在政治上、思想上帮助当时的政府，帮助世人。他们承载了中国文化最古老的价值。
隐士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独特的文化现象。在中国古代，无论是哪个学派，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似乎都对隐士有一种解不开的情结，儒、道两家更是如此。或居庙堂，或在山野，达则兼济，穷则独善，社会需要时慨然而出，在野时悠然南山。
隐逸既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一种生存方式。不管是“小隐隐陵薮”，还是“大隐隐朝市”，德行高洁、心无块垒、超然世外，是隐士留给世人的一般印象。
中国当代还有隐士吗？美国汉学家比尔·波特用他的眼睛和脚步将我们带入另一个世界。这位大胡子美国人上世纪70年代来到台湾学佛，以“赤松”的笔名将中国古代大量佛教典籍翻译成英文，出版有《寒山诗集》、《石屋山居诗集》等英文著作，在欧美引起极大反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两次亲身探访隐居在终南山等地的中国现代隐士，试图对中国的隐逸文化及其传统进行梳理。
“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一直就有人愿意在山里度过他们的一生：吃得很少，穿得很破，睡的是茅屋，在高山上垦荒，说话不多，留下来的文字更少——也许只有几首诗、一两个仙方什么的。”
上世纪90年代，《空谷幽兰：寻访现代中国隐士》（英文名《Road to heaven》）在美国出版后，一直是畅销书。2006年10月在中国大陆译成中文后，也颇受关注。
比尔·波特在终南山寻访到的那些隐士，大多是出家人。当看到一位传福尼师的小茅棚破旧不堪时，他拿出自己不多的钱，让她修缮房屋，而尼师则将自己所有的财产—一大袋子核桃强行送给了他。不忍心拒绝对方的好意，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重40斤的核桃设法背下山，运回了西安。在比尔·波特眼中，这些隐士充满智慧，清贫但是快乐。
中国《辞海》中对“隐士”的解释为“隐居不仕的人”，但“士”通常理解为知识分子，即隐士首先是知识分子，否则就无所谓隐居。中国古代出名的隐士也大多是满腹学识的人。不仕，不出名，终身在乡村山野，或遁迹江湖，或居于岩穴砍柴能算得上隐士吗？不少中国读者提出这样的疑问。
为此，我们专访了现居美国的比尔·波特。
隐士是宗教里的“博士”
凤凰周刊：您是怎样开始到台湾学佛的，这个经历很有意思，能介绍一下吗？
比尔·波特：我是学人类学的，毕业于加州大学，后来到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一直对中国文化感兴趣，学了一些中文。在纽约，我偶然结识了一位从中国五台山来的寿冶大和尚，他在美国非常有名。被他的为人所吸引，我开始读一些佛教的书。博士读到二年级时，我很想到中国学佛，但那时去中国大陆很难，我就给台湾佛光山写信，问可不可以去他们那里，他们说可以。1973年，我不到30岁，放弃博士学业去了台湾佛光山，随后搬到台北的海明寺跟随悟明法师学佛，算是居士吧。1977年，我搬到阳明山顶，租了当地农民废弃的小茅棚，一住14年，开始以教英文和翻译为生，后来去台湾一家广播电台做编辑。1989年，第一次到大陆，开始寻访中国的隐士，1990年，我就写完了这本书。1991年，我在香港的一家广播电台工作了两年，1993年回到美国，这本书被出版。
凤凰周刊：《空谷幽兰》在美国出版后反响如何？在大陆出版是否有特别的意义？
比尔·波特：这本书在美国有一定影响，很多大学的哲学系用这本书，也经常请我去演讲。其实，我从来没有想到能在大陆出版，因为我就是写给外国人看的，告诉他们中国仍然有隐士，而且是很有活力的一部分，希望由此给西方的修行人以鼓励。后来大陆很有名的和尚净慧法师看到这本书，觉得不错，介绍给明洁居士翻译，使得《空谷幽兰》今年在大陆出版。一开始，我甚至有些奇怪，中国人为何会感兴趣，后来一想也很自然，因为现在中国大陆的佛教环境比较好了。
凤凰周刊：您对“隐士”是如何理解的？
比尔·波特：最初对中国的隐士感兴趣，是因为翻译寒山、拾得等隐士的诗歌和著作，我向往他们所描写的那种生活。我觉得隐士是宗教中的“博士”，一位有名的出家人，一生中一定有过隐士生活的经历。这段经历是将从“教授”（师父）和书本上学习的修行方法得以自我实践，那么，修行结束，下山之后，他所讲的话都是实践之后的话，才能真正让人信服，能帮助别人。
隐士是中国社会很重要的一部分，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有很多隐士在政治上、思想上帮助当时的政府，帮助世人。他们承载了中国文化最古老的价值。
凤凰周刊：通常意义上，中国的隐士被认为首先是知识分子，但是您在书中写的大多是一些出家人，有些甚至不识字，很多读者对此提出疑问。
比尔·波特：我理解中的中国隐士分为两种，一种是儒家隐士，这些人大多是知识分子，他们的隐居，开始也许是出于一种政治态度和政治选择，逐渐就转化、发展成一种生活方式和人生价值追求，并最终趋向一种审美境界和文化追求。他们隐居或者不作为，是为了等待合适的机会出世。而另一种是佛教和道教的隐士，隐居是他们的修行方法，必须住在清净的山里，需要打坐等。
我当然很想寻找到儒家隐士，但是这太难了，不知道去哪里找，他们或许住在山里，或许就隐藏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我没有缘分遇到。我遇到的都是在山里的出家人。
凤凰周刊：那您的寻访过程会有一些遗憾？
比尔·波特：我对我遇到的那些隐士非常满意。他们是我所遇到的生活最快乐的人。
最欣赏诸葛亮
凤凰周刊：始终有人觉得隐士＝避世＝消极，您觉得呢？
比尔·波特：我不这样认为，很多过隐士生活的人，只是为了修行而已，他们不是不喜欢政府或者别人，而是因为修行之后才能更好地帮助别人。这不一定是消极的。
凤凰周刊：也有学者提出，中国知识分子中走隐士路线的不是不关心国家大事，而是非常关心，太过了，往往把自己站开了，您也这样认为吗？
比尔·波特：对，确实如此。中国古代的很多隐士其实就是政府的幕后智囊团，他们只是在等合适的机会“下山”。“处江湖之远”者往往亦多怀有“庙堂之忧”。
凤凰周刊：您倾慕的中国古代隐士有哪些？欣赏他们什吗？
比尔·波特：很多，我最喜欢的是诸葛亮。因为他等到“对”的时间才出来。我觉得他具有非常浪漫的性格，《三国演义》中很多关于他的故事我都非常喜欢。
凤凰周刊：您有过隐士的经历吗，在台湾阳明山上算不算？
比尔·波特：我是一辈子喜欢孤独的人，我不讨厌别人，但是喜欢独处。我放弃学业去台湾是为了修行，独自住在台湾住在农夫的茅棚里是我的隐士方法。但是同其他住在深山中的隐士不同在于，他们通常一个月才下一次山，我那时大约每两三天下山一次。后来在广播电台工作，就必须每周五天下山工作了。我也没有出家，我结婚并有了孩子。
凤凰周刊：之后还去过终南山吗？您拜访过的隐士的生活发生了变化吗？
比尔·波特：1993年回到美国之后，我差不多平均两年去一次终南山。我曾经拜访过的那些老隐士50％都圆寂了。但是人来人往，又有很多新人来。现在那里的隐士总体年龄比10多年前要年轻，30岁－50岁之间的人居多。
凤凰周刊：有人说，中国隐士是西方文化中自由主义者“不同意”的主张，您也提到过，近年来西方社会也多了一些类似中国古代隐士的人？
比尔·波特：其实，西方也一直有隐士。他们受过很好的教育，但是选择一种不赚钱的职业，能养活自己就行，崇尚简单生活。但是西方的隐士和中国的隐士不一样，他们大多不是以宗教修行为目的，也不像儒家隐士那样，隐居是为了等待合适的时机出来，他们就是喜欢独自待着，往往还带点神经质，没有承担那么多社会文化方面的意义。
隐士精神值得现代人借鉴
凤凰周刊：隐士的存在，对当代中国有何意义？现代人可以借鉴的隐士精神是什么？
比尔·波特：他们是中国传统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经历了“文革”，能被保留下来，延续下去就非常有意义。隐士们有很多好的品质，比如诚实、从容、淡定，现代社会太缺乏这些。
凤凰周刊：1972年－1990年，您一直生活在台湾，近年来您也来过大陆多次，目前您觉得台湾佛教和大陆佛教的差别在哪里？
比尔·波特：我觉得不能比较，因为我了解的是10多年前台湾的佛教。当然，10多年前台湾的佛教就很兴盛了，他们很有钱。有钱有好处，也有坏处。目前大陆佛教在政府的支持下，处于复兴的时期，发展势头非常好。
凤凰周刊：在美国，中国佛教的发展如何？
比尔·波特：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对佛教开始感兴趣，他们都愿意了解佛教，但是真正信仰佛教的人比例不高。美国也有一些佛教的寺院，但更多学佛的人可能就是找一个场所，在固定的时间一起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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