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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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遭遇莫言是在1980年代中期。那时我在复旦读中文系本科，有一次听同学郜元宝说：你一定要读这个人的作品。于是就看了《透明的红萝卜》。一看之下，极为震动。熟悉现实主义的我们，才知道文学竟然可以这么写。同样写“文革”的苦难，莫言走出了伤痕文学的控诉，反思文学的理性，他走向了空灵。他以奇幻的方式写“文革”，如诗如画，而苦难并非消解或粉饰，而是结晶凝固。20年后，奇幻文学在中国文学的另一个领域大行其道，几乎成为主流，谁能说莫言不是那只先知水暖的鸭子呢？我们也终于等来了另一个以幻想方式来写“文革”的人……刘慈欣！
看到不少人以为莫言是因诺贝尔奖而一炮走红，这真是令人为中国文学悲哀。莫言早就红过，可以说那时比现在更红，因为那个红不靠什么奖，靠的是80年代庞大而饥渴的文学人口。我也是文学青年中的一员，记得当时创作了一篇小说，写童年记忆，怎么得到一只橘子舍不得吃：橘子金光闪闪，芳香四射，令“我”头脑迷幻，呼吸困难。我把小说开头拿给另一位同学包亚明看，他刚看了两句，就惊呼：这不是莫言么……
就此葬送了一个文学青年的梦想。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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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见到莫言本人，是在1999年。那时候我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担任副教授。一天晚上接到藤井省三教授的通知去中国文学部参加莫言的见面会。那个会议室比较小，挤满了人。毛丹青先生也在场。我当时吃惊地没有想到莫言口才如此了得，滔滔不绝，妙语如珠。他讲到在京都访问一家餐馆，老板和他谈得十分投缘，表示要推出一道菜叫莫言馒头。莫言说他小时候放牛，野外无人，饥饿难忍，唯有仰望天空，把白云想象成各种馒头——饥饿，孤独，大地，想象……文学的种子悄然萌发。我现在好奇的是日本老板的莫言馒头要是做到今天，可就大发了。这也说明，莫言那时在日本已经有很多的翻译，相当大的影响。藤井省三教授是《酒国》的译者，他谈起这部作品，赞不绝口，十分推崇。我遇到的海外喜欢莫言的人，都是非常优雅细腻的学者，再比如哈佛大学的王德威教授。我一直奇怪他们怎么会喜欢充满暴力和粗俗描写，文字如野草般疯长的莫言作品。不过，按照缺啥补啥的理论，这也是可以有的吧。
要说莫言的作品粗鄙，这当然也是非常表面化的观点。在狂欢化的文字背后，他的感觉非常细腻和诗意。这方面，与其说是通常认为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恐怕更多地还是日本文学的启示。而日本文学界对莫言也并不陌生，据说这次推荐他的就是另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对川端康成这样的日本作家，莫言耳熟能详，心存敬畏，毫不讳言其影响。他曾经谈起在川端康成《雪国》里读到了这样一个句子：“一只黑色壮硕的秋田狗，站在河边的一块踏石上舔着热水。”狗，踏石，热水，这些普通的景物，通过非同寻常的组合，获得了奇幻般的意义。这种手法，可以称为“感觉增强”，翻译成英文，就是“Augmented Reality”，如果你理解这后一个英文术语在今天的意义的话……
（三）
第三次相遇，是2002年在大连参加中国作家评论家座谈会，有较多接触的机会，会后还一起出游。当时正好读了他的《红树林》，觉得不堪卒读，就向他坦承体会。莫言果断地表示：你觉得不好就对了，这就是一部很差的作品。他说《红树林》原本就是作为电视剧来写的，就是为了赚钱，写的时候很痛苦，后来他再也不接这些活了。从对莫言的有限的接触感觉到他是一个实在人，有什么说什么，不矫饰。那次我也提到《红高粱》里的残酷场景有冯德英《苦菜花》的影子，莫言毫不否认，他说冯德英是他最敬佩的山东作家，文学上的启蒙老师。他的这番话令我十分震动。冯德英的小说也是我小时候的最爱，当时是被严禁的大毒草，一书难求。相比较其他被禁的五、六十年代革命文学，《苦菜花》代表了“文革”前文学所能达到的性与暴力的巅峰，直指战争的残酷与人性的渴望，难怪江青会点名重点批判。但是到了“文革”后，冯德英那一代作家基本上被遗忘了。他们的后辈，从心底里是瞧不起这些饱受苦难的前辈的。莫言能为他们说话，不仅是出于厚道，更是能够正视过去的精神遗产，重新发现历史的延续性。在马尔克斯和福克纳之上，在川端康成之外，在寻根文学之前，还有连接于乡土、人性和革命的另一种传承。从冯德英到莫言，我们可以看到一根细弱隐约而又坚韧绵长的金线。
（四）
越往后，时间就越有快进的感觉。与莫言最近的一次长谈，是在2009年，他的《蛙》出来后。《蛙》确实令我觉得耳目一新。这依然是莫言，依然是他最熟悉的高密乡，依然是无尽的苦难，斑斓的感觉，恣肆汪洋的语言，但是莫言变得更加节制和内敛，在形式上更加精致圆熟。《蛙》中有集中而强烈的对“罪”的思考，这在中国文学中也是稀有的主题。一方面指出了赎罪的迫切必要，另外一方面又向人们展示赎罪的极度困难。这与基督教的那种赎罪有很大不同，甚至更为复杂。《蛙》告诉我们：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人赎罪还是要靠自己，但是自己在赎罪的时候，他本身又可能会陷入新的罪当中去。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是不可能的。如此展现赎罪过程，不要说中国文学中没有，放在世界文学中，都是深切的思考反省。
感觉莫言越来越自信而沉着。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他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叫《两座灼热的高炉》，谈马尔克斯和福克纳对他的影响，也谈到那种作为世界文学盛宴的迟到者的焦虑。这一次，我又提到这篇旧文，问莫言他现在怎么看这两座高炉。莫言说他现在已经没有那种被烫伤的灼热感了，当年之所以觉得炉子很高，是因为仰视的缘故。言下之意，当然是现在可以淡定平视了。
2010年7月29日，我发了一条微博：“中国有几个作家在世界上是拿得出手的：莫言，韩少功，王安忆。如果他们有一天拿了诺贝尔奖，我一点都不会觉得奇怪。那是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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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第一次遭遇莫言是在1980年代中期。那时我在复旦读中文系本科，有一次听同学郜元宝说：你一定要读这个人的作品。于是就看了《透明的红萝卜》。一看之下，极为震动。熟悉现实主义的我们，才知道文学竟然可以这么写。同样写“文革”的苦难，莫言走出了伤痕文学的控诉，反思文学的理性，他走向了空灵。他以奇幻的方式写“文革”，如诗如画，而苦难并非消解或粉饰，而是结晶凝固。20年后，奇幻文学在中国文学的另一个领域大行其道，几乎成为主流，谁能说莫言不是那只先知水暖的鸭子呢？我们也终于等来了另一个以幻想方式来写“文革”的人……刘慈欣！
看到不少人以为莫言是因诺贝尔奖而一炮走红，这真是令人为中国文学悲哀。莫言早就红过，可以说那时比现在更红，因为那个红不靠什么奖，靠的是80年代庞大而饥渴的文学人口。我也是文学青年中的一员，记得当时创作了一篇小说，写童年记忆，怎么得到一只橘子舍不得吃：橘子金光闪闪，芳香四射，令“我”头脑迷幻，呼吸困难。我把小说开头拿给另一位同学包亚明看，他刚看了两句，就惊呼：这不是莫言么……
就此葬送了一个文学青年的梦想。
（二）
我见到莫言本人，是在1999年。那时候我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担任副教授。一天晚上接到藤井省三教授的通知去中国文学部参加莫言的见面会。那个会议室比较小，挤满了人。毛丹青先生也在场。我当时吃惊地没有想到莫言口才如此了得，滔滔不绝，妙语如珠。他讲到在京都访问一家餐馆，老板和他谈得十分投缘，表示要推出一道菜叫莫言馒头。莫言说他小时候放牛，野外无人，饥饿难忍，唯有仰望天空，把白云想象成各种馒头——饥饿，孤独，大地，想象……文学的种子悄然萌发。我现在好奇的是日本老板的莫言馒头要是做到今天，可就大发了。这也说明，莫言那时在日本已经有很多的翻译，相当大的影响。藤井省三教授是《酒国》的译者，他谈起这部作品，赞不绝口，十分推崇。我遇到的海外喜欢莫言的人，都是非常优雅细腻的学者，再比如哈佛大学的王德威教授。我一直奇怪他们怎么会喜欢充满暴力和粗俗描写，文字如野草般疯长的莫言作品。不过，按照缺啥补啥的理论，这也是可以有的吧。
要说莫言的作品粗鄙，这当然也是非常表面化的观点。在狂欢化的文字背后，他的感觉非常细腻和诗意。这方面，与其说是通常认为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恐怕更多地还是日本文学的启示。而日本文学界对莫言也并不陌生，据说这次推荐他的就是另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对川端康成这样的日本作家，莫言耳熟能详，心存敬畏，毫不讳言其影响。他曾经谈起在川端康成《雪国》里读到了这样一个句子：“一只黑色壮硕的秋田狗，站在河边的一块踏石上舔着热水。”狗，踏石，热水，这些普通的景物，通过非同寻常的组合，获得了奇幻般的意义。这种手法，可以称为“感觉增强”，翻译成英文，就是“Augmented Reality”，如果你理解这后一个英文术语在今天的意义的话……
（三）
第三次相遇，是2002年在大连参加中国作家评论家座谈会，有较多接触的机会，会后还一起出游。当时正好读了他的《红树林》，觉得不堪卒读，就向他坦承体会。莫言果断地表示：你觉得不好就对了，这就是一部很差的作品。他说《红树林》原本就是作为电视剧来写的，就是为了赚钱，写的时候很痛苦，后来他再也不接这些活了。从对莫言的有限的接触感觉到他是一个实在人，有什么说什么，不矫饰。那次我也提到《红高粱》里的残酷场景有冯德英《苦菜花》的影子，莫言毫不否认，他说冯德英是他最敬佩的山东作家，文学上的启蒙老师。他的这番话令我十分震动。冯德英的小说也是我小时候的最爱，当时是被严禁的大毒草，一书难求。相比较其他被禁的五、六十年代革命文学，《苦菜花》代表了“文革”前文学所能达到的性与暴力的巅峰，直指战争的残酷与人性的渴望，难怪江青会点名重点批判。但是到了“文革”后，冯德英那一代作家基本上被遗忘了。他们的后辈，从心底里是瞧不起这些饱受苦难的前辈的。莫言能为他们说话，不仅是出于厚道，更是能够正视过去的精神遗产，重新发现历史的延续性。在马尔克斯和福克纳之上，在川端康成之外，在寻根文学之前，还有连接于乡土、人性和革命的另一种传承。从冯德英到莫言，我们可以看到一根细弱隐约而又坚韧绵长的金线。
（四）
越往后，时间就越有快进的感觉。与莫言最近的一次长谈，是在2009年，他的《蛙》出来后。《蛙》确实令我觉得耳目一新。这依然是莫言，依然是他最熟悉的高密乡，依然是无尽的苦难，斑斓的感觉，恣肆汪洋的语言，但是莫言变得更加节制和内敛，在形式上更加精致圆熟。《蛙》中有集中而强烈的对“罪”的思考，这在中国文学中也是稀有的主题。一方面指出了赎罪的迫切必要，另外一方面又向人们展示赎罪的极度困难。这与基督教的那种赎罪有很大不同，甚至更为复杂。《蛙》告诉我们：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人赎罪还是要靠自己，但是自己在赎罪的时候，他本身又可能会陷入新的罪当中去。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是不可能的。如此展现赎罪过程，不要说中国文学中没有，放在世界文学中，都是深切的思考反省。
感觉莫言越来越自信而沉着。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他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叫《两座灼热的高炉》，谈马尔克斯和福克纳对他的影响，也谈到那种作为世界文学盛宴的迟到者的焦虑。这一次，我又提到这篇旧文，问莫言他现在怎么看这两座高炉。莫言说他现在已经没有那种被烫伤的灼热感了，当年之所以觉得炉子很高，是因为仰视的缘故。言下之意，当然是现在可以淡定平视了。
2010年7月29日，我发了一条微博：“中国有几个作家在世界上是拿得出手的：莫言，韩少功，王安忆。如果他们有一天拿了诺贝尔奖，我一点都不会觉得奇怪。那是实至名归。”
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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