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疗的困惑
现在我们知道，令人闻风丧胆的“黑死病”即是流行性淋巴腺鼠疫，它是一种由鼠疫杆菌引起的，以老鼠和跳蚤为传播媒介、传播速度极快的传染病。人类对待它首先要注意搞好卫生，切断它的传播途径。即使有人得了这种病，现代医疗手段也已经找到有效的治愈手段了。
但是在欧洲中世纪时，“黑死病”是突然降临到人间的，人们对它基本上一无所知。那时候，人们对待它的方法也千奇百怪。
欧洲中世纪被宗教统治的文化使人们把瘟疫发生的原因归结为是由于人类自身的罪孽引来了上帝的愤怒。在德国一些狂热的基督徒认为是人类集体的堕落引来了愤怒神明的惩罚，他们穿过欧洲的大小城镇游行，用镶有铁尖的鞭子彼此鞭打，不断地哼唱着“我最有罪”。而在德国的梅因兹，有1.2万犹太人被活活烧死。在斯特拉斯堡则有1.6万犹太人被杀。
医生们企图治愈或者缓和这种令人恐惧的症状，他们用尽各种药物，也尝试各种治疗手段，从通便剂、催吐剂、放血疗法、烟熏房间、烧灼淋巴肿块或者把干蛤蟆放在上面，甚至用尿洗澡，但是死亡还是不断降临到人间。当时法国的一位医生曾经夸口自己的医术如何高明，通过17次放血疗法终于治好了一位律师朋友的病。“倘若要是他落入什么江湖医生之手，恐怕早就一命呜呼了。”他对一位朋友夸口道。而法国另一位德高望重的外科医生古依-乔亚克则建议，医生可以通过凝视受害者的简单方法来捉住疾病。
也有少数人意识到可能是动物传播疾病，可是他们偏偏把仇恨的目光集中到猫狗等家畜身上。他们杀死所有的家畜，大街上满是猫狗腐败的死尸，腐臭的气味让人窒息，不时有一只慌乱的家猫从死尸上跳过，身后一群用布裹着口鼻的人正提着木棍穷追不舍。没有人会怜悯这些弱小的生灵，因为它们被当作瘟疫的传播者。
面对瘟疫，米兰大主教无意中找到了一种阻挡瘟疫蔓延的有效办法：隔离。当瘟疫快要蔓延到米兰时，大主教下令，对最先发现瘟疫的三所房屋进行隔离，在它们周围建起围墙，所有人不许迈出半步，结果瘟疫没有蔓延到米兰。在随后的几百年中，地中海沿岸，隔离已经成为了人们司空见惯的事情。
事实上，隔离已经成了人类对付大规模传染病的常规手段。在此我们应该还记得几年前的非典吧，那时候我们就是利用坚决的隔离手段迅速地遏制住了瘟疫的爆发。
瘟疫之村
英格兰德比郡的小村亚姆（Eyam）有一个别号，叫“瘟疫之村”。但这个称呼并非耻辱，而是一种荣耀。1665年9月初，村里的裁缝收到了一包从伦敦寄来的布料，4天后他死了。月底又有5人死亡，村民们醒悟到那包布料已将黑死病从伦敦带到了这个小村。在瘟疫袭来的恐慌中，本地教区长说服村民作出了一个勇气惊人的决定：与外界断绝来往，以免疾病扩散。此举无异于自杀。一年后首次有外人来到此地，他们本来以为会看到一座鬼村，却惊讶地发现，尽管全村350名居民有260人被瘟疫夺去生命，毕竟还有一小部分人活了下来。
有一位妇人在一星期内送走了丈夫和6个孩子，自己却从未发病。村里的掘墓人亲手埋葬了几百名死者，却并未受这种致死率100%的疾病影响。这些幸存者接触病原体的机会与死者一样多，是否存在什么遗传因素使他们不易被感染？由于亚姆村从1630年代起就实施死亡登记制度，而且几百年来人口流动较少，历史学家可以根据家谱准确地追踪幸存者的后代。以此为基础，科学家于1996年分析了瘟疫幸存者后代的DNA，发现约14%的人带有一个特别的基因变异，称为CCR5-△32。
这个变异并不是第一次被发现，此前不久它已在有关艾滋病病毒（HIV）研究中与人类照面。它阻止HIV进入免疫细胞，使人能抵抗HIV感染。三百多年前的瘟疫，与艾滋病这种诞生未久的现代瘟疫，通过这个基因变异产生了奇妙的联系。
直至今日，约十分之一的欧洲人天生对艾滋病具有抵抗力，这可能归功于欧洲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瘟疫———黑死病。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场灾难呢？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首先，导致这场灾难的源头在哪？其次，它是怎样传播？
传统的观点是认为黑鼠导致了这场大灾难。欧洲的“土著”鼠类是褐鼠，其本身并不携带鼠疫杆菌。过去，欧洲人认为，14世纪欧洲鼠疫大规模流行的原因是由于亚洲黑鼠在十字军东征后不久入侵了欧洲，赶跑了欧洲褐鼠，进而侵入了欧洲人的生活和谷仓，为东方报仇。因此，有些欧洲人竟毫无根据地将黑死病肆虐的原因归咎到印度和中国的头上。甚至在2000年出版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中，还明确将这场人类社会的空前浩劫标注为“由亚洲黑鼠引起的”。事实果真如此吗？
有研究表明：约在公元8世纪，即法兰克王国的加洛林王朝时期，欧洲便发现了黑鼠。公元11世纪时，在欧洲已有黑死病的记录。况且，褐鼠一般在房屋的地下室里建窝，而黑鼠则通常在谷仓里面居住，两种鼠类在占满各自的地盘前，彼此互不侵犯。因此，把这场大灾难完全归罪于黑鼠是不负责任的。
也有人提出了另一种看法：中世纪时，整个欧洲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生活条件简陋。那一时期的城市基础设施也相当差，人们生活在肮脏不堪的环境当中。人们在室内卫生、个人卫生方面的知识和意识很少，在城市内仍可见到人畜共居的情况。许多城市鼠多成灾，各种疾病，特别是传染病肆虐欧洲大陆，最终导致黑死病的大爆发。
作为证据，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年鉴学派的开山鼻祖费尔南多·布罗代尔在其所著《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中认为：鼠疫在18世纪的衰退，根本原因是在16、17和18世纪历次城市大火后，原有的木屋被石头房子所代替，室内卫生和个人卫生有所改善，小家畜远离住宅，从而使跳蚤失去了繁殖的条件。
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它只是解释了瘟疫传播的问题，并没有解释病源从哪里来。
事实上，鼠疫在欧洲的泛滥，在很大程度上也因为鼠类的天敌———猫在中世纪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当时，教会无中生有地对猫横加指责，说猫和猫头鹰有极其相似的外表，认为猫在夜间令人毛骨悚然的鸣叫和闪烁凶光的眼睛，正是魔鬼撒旦的化身，或是造祸女妖的帮凶，是与魔鬼结盟的异教畜生。人们在教会蛊惑下，也把猫看成是魔鬼的化身，会随时给人带来灾难，使猫从征服了鼠疫而奉为神猫的崇高地位急转直下，剧变为邪恶的代表，不祥的动物，受到人们的鄙视，甚至杀戮。在教会的淫威和鼓动下，人们像对待势不两立的仇敌一般对待猫，使中世纪的猫的数量大为减少，几乎处于濒临灭绝的边缘。猫的遭灾，导致鼠害泛滥，最终间接促成了这场可怕的大灾难。
随着人类卫生条件不断改善和对鼠疫的科学认识不断加深，鼠疫目前总体处于平稳状态。日本学者北里柴三郎和法国细菌学家Ａ·耶尔森在１８９４年发现并描述了鼠疫病原体——鼠疫杆菌。鼠疫杆菌永远不死不灭，它能沉睡在家具和衣服中历时几十年，它能在房间、地窖、皮箱、手帕和废纸堆中耐心地潜伏守候。后来人们发现，鼠疫杆菌对干燥、热或紫外线抵抗力弱，煮沸１分钟即可被杀死，一般消毒药如甲酚、漂白粉、新洁尔灭和乙醇等均能杀死鼠疫杆菌，但该菌对于低温抵抗力很强，在冰冻组织中能生存数月至数年。科学家还发现，如果能够在发病２４小时内进行抗菌治疗，绝大多数患者都可以转危为安。
虽然人类已经找到对付鼠疫的办法，但应该看到，世界范围内的鼠疫自然疫源并未缩小，除澳洲外各大洲均有分布，再加上经济差异造成各国的卫生条件参差不齐，因此现在还不能排除世界上局部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暴发鼠疫的可能性。
瘟疫的规训与惩罚
多少年来，人们一直没有停止对黑死病的研究，然而，最新的研究结果对于黑死病的起源却有多种说法。英国科学家最新研究结果表明，这场灾难的起源很可能是因为一颗小彗星在进入地球大气层后发生爆炸，造成灰尘遮天蔽日引发全球“核冬天”，并间接造成农作物绝收、饥荒和瘟疫大流行的恶果。而利物浦大学的研究人员认为，通过研究黑死病的传播方式，可以得出结论，它并不是淋巴腺鼠疫，而是由一种类似埃博拉的病毒引起的，并且是在人与人之间直接传染的。这种病毒的感染者有可能在24小时内死亡，其死亡率高达50%-90%.
虽然关于黑死病的起源有多种说法，但英国利物浦大学的邓肯教授和斯科特博士提出一项理论却引起了众多科学家的认同。他们认为虽然人类已经找到对付鼠疫的办法，但应该看到，世界范围内的鼠疫自然疫源并未缩小，除澳洲外各大洲均有分布，再加上经济差异造成各国的卫生条件参差不齐，因此现在黑死病可能只是暂时蛰伏，还不能排除世界上局部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暴发鼠疫的可能性。
黑死病彻底改变了整个欧洲乃至世界的历史，它给世界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欧洲乃至世界各国从此非常注意对传染病的防治，国际上通常称其为“第一次卫生革命”。人们由于黑死病的侵袭懂得了许多卫生习惯，在18世纪前后，欧洲各国积极加强基础卫生设施的建设，这样，欧洲的下水排污系统才得到了彻底的改善，一直到今天，人们还在为英国伦敦那宽敞有如隧道的下水管感叹；除此以外，各国开始重视对垃圾的处理；火葬开始成为最重要的丧葬方式；原本位于房间中央的壁炉被移到了墙边；房间也变得更加坚固，开始采用灰泥或者石头来代替木版；并且，加上普遍进行杀虫和消毒，使鼠疫等一度严重危害人类生命的传染疾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现在，鼠疫等传染疾病在发达国家已基本消失，只是在非洲贫困地区还时有发生，可以说第一次卫生革命已经取得了胜利。
黑死病在某种程度上也改变了欧洲的社会结构，它毫无偏倚的把死亡带到每个人面前，全家死光的贵族留下了大量的荒芜土地，由于没有劳动力，薪水不得不提高，农民有了收入来买下闲置的土地，结果他们中有很多人成了拥有土地的新贵族，农奴阶层由此瓦解。
黑死病彻底动摇了宗教桎梏，人文主义的思想开始复苏，文艺复兴的萌芽开始孕育。艺术家的作品中不再是宗教形象一统天下，悲观和抑郁的情绪，赎罪和死亡的主题成为这个时期的重要题材，以至后来才发展出歌特式的风格。
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之一拉杜里黑死病看作是中欧社会大分野的转折点，因为“人口的大幅度下降相反地伴随着大量农业资本的残留”，“造成了土地资本的大量剩余，由此带来了生活水平的大幅度上升以及城市和海上经济的多样化，从此以后得以满足从葡萄牙到德意志的西方社会不断增长的复杂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使中世纪后期的人口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恢复能力并开始朝着新的方向迈步”；而且“似乎是在经济的废墟上出现了像凤凰一般辉煌的知识文艺复兴”。相反，在同一时期的中国，虽然经历了同样的人口生态危机，却并没有带来什么“有益的后果”，尽管这未曾妨碍“中国文明在中世纪末仍然有能力取得重大的成就”，“却没有取得重大的突破”，从而“有可能创造出一个由中国推动世界经济，创立一个交流的、工业的、资本主义的和科学的社会”。
另外，值得一说的是，由于黑死病肆虐，大学宣布停课，政府不准人们离家远行。正是这个时期，有一位名叫伊萨克·牛顿的年轻人躲避到家乡沃尔斯索普，那些引起人类认识革命的伟大思想正是在牛顿闲赋在家的18个月里孕育的。在此期间牛顿不但创立出一门很重要的数学学科──微积分，而且颇有传奇色彩的是，有一天，牛顿在树下休息，被掉下来的苹果砸了个正着，不料，这一砸竟砸出了关于万有引力的天才设想。
而黑死病给世界带来的最深远的影响则是改变了世界各国的社会形式，这一影响促成了世界各国从古代的松散社会结构形式转变成我们今天的“全景敞视社会”。
根据黑死病之后欧洲各国颁布的命令，当一个城市出现瘟疫时，应采取下列措施问。
首先，实行严格的空间隔离：封闭城市及其郊区，严禁离开城市、违者处死，捕杀一切乱窜的动物；将城市分成若干区，各区由一名区长负责。每条街道由一名里长负责，严密监视该街事务；如果他离开该街，将被处死。在规定的一天，所有的人都必须待在家里，违者处死。里长本人从外面挨家挨户地锁门；他带走钥匙，交给区长；区长保管钥匙直到隔离期结束。每个家庭应备好口粮。但是沿街也设立了通向各所房子里的木制小通道，这样每个人都可以收到分配的面包和酒，同时又不与发放食物者和其他居民发生联系。肉、鱼和草药将用滑轮和篮子送进各家。如果人们必须离开住所，那就要实行轮流的办法，避免相遇。只有区长、里长和卫兵可以在街上走动，另外还有在被传染的房子、尸体之间活动的“乌鸦”。后者是些人们不管其死活的人。这些“穷人搬运病人、埋葬死人、清除污物以及做许多其它的下贱工作”。这是一个被割裂的、静止冻结的空间。每个人都被固定在自己的位置上。如果他移动，就要冒生命危险，或者受到传染或者受到惩罚。
监督不停地进行着。到处都是机警的监视目光：“一支由可靠的军官和富人指挥的民兵队伍”，在各个出入口、市政厅和各个区进行警戒，以确保民众的服从和长官的绝对权威，“还严防一切混乱、偷盗和勒索”。在每个城门应设一个观察站，在每个街口设几个哨兵。每天，区长巡视所负责的地区，了解里长是否履行了职责、居民是否有不满之处。他们应“监视他们（居民）的行动”。每天，里长也深入所负责的街道，在每所房子前停下，让所有的居民都在窗口露面（住在面对院子方向的居民应分得一个面向街道的窗户，只有他们可在露面时使用）。他呼喊每个人的名字，了解每个人的状况——“因有死刑的威胁，居民会被迫说出真实情况”。如果有人不在窗口露面，里长应该追问原因：“这样，他会很容易发现是否有死人或病人被隐藏起来”。每一个锁在这种笼子中的人，每一个在各自窗口处的人，都要回答点名和在追问时露面——这是对生者和死者的大检查。
这种监视建立在一种不断的登记体制的基础上：里长向区长报告，区长向市长报告。从“锁门”之时起，每个城市居民的角色就被逐个确定了。“每个人的姓名、年龄、性别”都被登记注册。登记册一份交给区长，一份交给市政厅，另一份供里长每日点名用。在巡视中所能了解的一切情况——死亡、病情、抱怨、异常现象——都被记录下来，转达给区长和市政长官。市政长官对医疗处理握有完全的控制权。他们指定一名医生负责。未获得该医生的便条，任何医生不得治疗病人，任何药剂师不得为病人配药，任何神父不得拜访病人。这是为了“防止有人背着市政长官隐藏传染病人或与这种病人打交道”。病情记录应该不断地汇总。每个人的病情和死亡都要经过权力当局，经过他们所做的记录和决定。
在隔离五六天后，开始对每所房子逐一地清理消毒。每所房子的居民都要离开。在每间屋子里，“家具和财物”都堆到高处或悬在空中。房间四周撒上香料。在用蜡把门窗乃至领孔封好后，点燃香料。香料燃烧时，整所房子被封闭起来。完成这项工作的人在出口处受到检查，“当着住户的面，看他们是否在身上藏有进来时所没有的东西”。四个小时后，住户被允许回家。
这种封闭的、被割裂的空间，处处受到监视。在这一空间中，每个人都被镶嵌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任何微小的活动都受到监视，任何情况都被记录下来，权力根据一种连续的等级体制统一地运作着，每个人都被不断地探找、检查和分类，划入活人、病人或死人的范畴。所有这一切构成了规训机制的一种微缩模式。用以对付瘟疫的是秩序。秩序的功能就在于清理各种混乱。当肉体混杂在一起时，疾病就得以传播。当恐惧和死亡压倒了禁令时，罪恶就会滋长。秩序借助一种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权力，确定了每个人的位置、肉体、病情、死亡和幸福。那种权力有规律地、连续地自我分权，以致能够最终决定一个人，决定什么是他的特点、什么属于他，什么发生在他身上。瘟疫是一种混合，规训是一种解析。规训施展自己的权力来对付瘟疫。围绕着瘟疫形成了一批欢度节目的文学作品：法律中止，禁忌全无，时间冻结，肉体不分贵贱地混杂在一起，每个人都揭去面具，抛弃了过去据以相互辨认的法定身份和形象，露出一副全然不同的真相。但是，也有一种与此截然相反的关于瘟疫的政治梦想：瘟疫期间不是集体的狂欢节，而是严格的隔离；非但法律没有遭到践踏，相反，通过确保权力毛细渗透功能的完整等级网络，管理控制甚至深入到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不存在戴上又摘掉的面具，只有对个人的“真实”姓名、“真实”位置、“真实”肉体、“真实”病情的排定。瘟疫作为一种既是真实的又是想像的混乱形式，有其医疗的和政治的相关规训方法。在规训机制背后，可以发现关于“传染病”、瘟疫、造反、犯罪、流浪、开小差以及在动乱之时出现与消失、生存与死亡的人们的种种挥之不去的记忆。
瘟疫引出了种种规训方案。它不是要求将大批的人群一分为二，而是要求进行复杂的划分、个人化的分配、深入地组织监视与控制、实现权力的强化与网络化。瘟疫患者被卷入一种精细的分割战术中。在这里，个人的区分是一种权力挤压的后果，这种权力自我扩展、自我衍生和连接。瘟疫流行的城镇，应完全被一个层级网络、监视、观察和书写所覆盖；一种广延性权力以一种确定无误的方式统治每个人的肉体，使该城镇变得静止不动。这就是一个治理完善的城市的乌托邦。瘟疫（至少被视为一种可能性）是人们在理想地确定规训权力运作的过程中的一个考验。为了使权利和法律能够完全按照理论运作，法学家陷于关于自然状态的想像；为了看到完美的纪律发挥作用的情况，统治者设想了瘟疫状态。作为规训方案的基础，瘟疫意象代表了一切混乱无序状态，构成各种规训方案的基础。
这一切就是自19世纪初起在精神病院、妓女收容院、教养所、少年犯教养学校以及某种程度上在医院中规训权力的常规运作情况。一般说来，一切实行对个人的控制的权力机构都按照这种模式运作，即强制安排，有区别的分配（他是谁，他应该在哪里，他应该如何被描述，他应该如何被辨认，一种经常性监视应如何以个别方式来对待他，等等）。这使我们想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由于有了一系列度量、监视和矫正普通人的技术和制度，就使因恐惧瘟疫而产生的规训机制得以施展，直至今天布置在普通人周围的、旨在给他打上印记和改造他的各种权力机制，都是由这种形式构成的，都间接地来自这种形式。
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Bentham）的全景敞视建筑（panopticon）正是这种构成的建筑学形象。其构造的基本原理是这样的：四周是一个环形建筑，中心是一座钦望塔。晚望塔有一圈大窗户，对着环形建筑。环形建筑被分成许多小屋子，每个屋子都贯穿建筑物的横切面。各屋子都有两个窗户，一个对着里面，与塔的窗户相对，另一个对着外面，能使光亮从屋子的一端照到另一端。然后，所需要做的就是在中心降望塔安排一名监督者，在每个屋子里住进一个病人、一个工人或一个学生。通过逆光效果，人们可以从降望塔的与光源恰好相反的角度，观察四周屋子里的人。这些屋子就像是许多小舞台。在里面，每个演员都是芬芳于立，各具特色并历历在目。敞视建筑机制在安排空间单位时，使之可以被随时观看和一眼辨认。这样，如果他们是病人，就不会有传染的危险；如果他们是学生，就不会有抄袭、喧闹、闲聊和荒废时间的现象；如果他们是工人，就不会有混乱、盗窃、串通以及任何降低工作效率和质量、造成事故的心不在焉现象。
在当代社会，由于技术的进步，我们有了更先进的监视手段：监视器。在制度和技术的配合下，我们有了更完善的管理方式，所以我们看到，当今社会的学生、公司职员、甚至大街上的普通人都生活在这种普遍的监视中，生活在围绕着这种监视而建构的一整套制度中，简言之，我们生活在“全景敞视建筑”中。如此，说黑死病使我们的社会进化成“全景敞视社会”就理所当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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