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Peter Beinart
翻译：陶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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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道理说，唐纳德·特朗普在知识分子中间所获得的支持应该比一年前少才是。因为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通过他所做的公开声明看到，他不但对公共政策无知，而且轻视自由民主的规范。他提出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在他的公众集会上煽动针对示威者的暴力行为；《华盛顿邮报》对他的报道中对其提出批评，特朗普的回应方式是警告《华盛顿邮报》的所有者“在税务上，犹如逃脱了谋杀罪”，“我们不能让他逃脱。”特朗普称一位联邦法院法官存在偏见，理由是他是墨西哥裔美国人；另外，他在两次不同场合的谈话中暴露他不熟悉“核三角”这个术语。
就在特朗普宣布参选总统一年以后，他在知识分子中间的支持竟然增加了。当然，许多杰出的保守主义者都对特朗普表示强烈反对，这其中就有：乔治·威尔（George Will），威廉姆·克里斯托尔（William Kristol），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还有埃里克·埃里克森（Erick Erickson）。但是还有一些作家、思想家公开宣布表示支持（或者至少有可能支持）特朗普。特朗普的批评者对此给出的主要解释是，这些人表现出可能会支持特朗普的态度是因为机会主义：支持一个共和党的候选人对他们在职业上会带来利处。但是，在这些人表示支持态度的背后还有一个更深的原因。要对其作出辨识并不容易，因为美国知识分子很久没有如此强烈地体会过威权主义、非自由主义政治的诱惑了。
1953年，切斯瓦夫·米洛什出版了《被禁锢的心灵》，他在书中描述了一些波兰知识分子接受斯大林主义的过程。米洛什仔细描述了“强制力”和“个人野心”在这个思想转化过程中分别起到的作用。但是他强调，“（他）更关心比强制力或者物质上的提升重要的问题”。“成为群众中的一员是 ‘处于孤立之中’的知识分子非常渴望的事情，”米洛什解释道，“个人野心的满足只是外在的、可以看得到的对社会有用的标志，这种被承认的标志可以增强知识分子的归属感。”
这本书在美国和西欧引起了轰动，部分是因为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理解米洛什所描述的想要“成为大众的一部分”的感觉。许多人自己就有过这种感觉。1928年，哲学家约翰·杜威十分嫉妒地写道，西方国家知识分子“主要扮演批评者”角色，苏联的知识分子的任务则是“全面的，具有建设性的，他们是一个有机运动里的有机成员。”小阿瑟·施莱辛格在他出版于1949年的《关键中心》（The Vital Center）里写道，“在自由社会中，人们会感到孤独，没有归属感”，而极权主义则会“给人提供安全以及在一个四处征战中的集体里的同志情谊。”
“特朗普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据说是科学的历史理论对于知识分子来说特别有吸引力。甚至法西斯主义（从社会达尔文主义生发出来）在知识谱系上也比特朗普主义更深厚。但是和那些领导那些威权主义运动的人一样，特朗普给了知识分子为被激发起来的大众代言的机会，这样一来，这些知识分子的影响力可以不仅仅只囿于他们的沙龙之中。这种对自身重要性的渴望足以让一些知识分子质疑自由民主制度。
如果你去读那些支持特朗普的知识分子（或者有可能会支持他的知识分子）的文章，你会注意到这样几个主题。首先，他们都很佩服他的竞选活动粗犷、不受节制的活力。在《华尔街日报》的专栏作家佩姬·诺南看来，特朗普的竞选活动充满“活力”。他的支持者“在政治领域里是唯一一群开朗的人......他们玩得很开心。”前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在支持起特朗普上不遗余力，他解释说，“之前没有这样的竞选人…唐纳德·特朗普给人一种独特的、非凡的体验。你得放松下来，把它当成那一类独特体验。“
其次，亲特朗普的知识分子指责政治精英不尊重特朗普的那些旺盛、慷慨激昂的追随者。 “那些反对特朗普先生应该认真地反对，他们应该对他的支持者表示尊重，”诺南写道。 “到了这个时候，没人需要你们那些幼稚的肆意抨击。”事实上，亲特朗普的知识分子们认为，由于无能和腐败，精英们已经没有资格教育特朗普的支持者个人权利和法治是什么。金里奇说，就特朗普和那些在华盛顿的权贵的关系来看，特朗普就是那个“说皇帝没穿衣服的小男孩。”诺南补充说：
保守主义运动中那些建制内的知识分子仍然对特朗普先生即将获得的党内提名感到不安，他们声称自己会支持他，但是他们必须能够保证自己能够心安。可是当以下事情发生时：两场没有取得胜利的战争，巨大的经济衰退，共和党、民主党政府都拒绝停止非法移民，他们也都没有感到不安。
这样的表述没有道理。哪怕保守派的精英们对非法移民、金融危机以及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没有感到不安（诺南只是这样去宣称，但并没有做任何证明），为什么可以由此推断出他们就不应该反对这样一个支持酷刑，认为外国人需要通过宗教测试才能进入美国，会因为民族身份免除一个法官的职位的总统候选人？诺南真正暗示的是，这些建制派政治家和评论家缺乏反对特朗普的道德地位，因为特朗普不会比他们更糟。除此之外，人民站在特朗普一边。
在《被禁锢的心灵》中，米沃什认为，信奉斯大林主义的知识分子“把那些二战以前波兰政府里那些非常低效的警察和慵懒的法官塑造成恶魔的样子，以此来表明苏联的统治不可能比以前更糟。亲特朗普的知识分子在做类似的事情，他们谴责美国现领导人腐朽、掠夺成性。 “奥巴马式的进步主义将必然导向反宪法的法西斯主义，”胡佛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维克托·戴维斯·汉森（Victor Davis Hanson）这些写道，他经常为《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撰稿。肯·马革素（Ken Masugi）之前是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的助理，目前任职于克莱蒙研究所（一个受人尊敬的保守派智库），他认为，虽然特朗普不是完美的，至少他捍卫“人民主权”，美国人民现在在奋起反抗“早就抛弃了宪政基本原则的美国精英。”
美国领导人真的“抛弃了宪政基本原则”了吗？马革素向渴望读到针对这个问题做详细阐述的人去访问“伟大美国杂志”（Journal of American Greatness）这个网站。诺南也对其做了推荐。她称其为“一个见识深刻、相当优异的网站，在这个网站上撰文的作者都是匿名的，它正在利用这个 ‘特朗普时间’来打破过去15年里被强加在美国之上的保守主义的正统观念。”
以上是描述它的一种方式。在它存活的4个月中，“伟大美国杂志”对推翻美国现有的政治秩序给出了一个格调甚高的理由，在推翻现有政治秩序之后再由唐纳德·特朗普原始的、充满活力的、令人陶醉的能量取而代之；这个网站收录了一系列使用假名的作者的文章，这些作者对德裔美国政治理论家列奥·施特劳斯很是喜爱。该杂志于6月关闭，因为它的一些捐助者担心自己的身份会被暴露。但保守派作家史蒂芬·海沃德（Steven Hayward）认识其中几位作者，他预计他们将会继续在其他途径发表文章。他说，已经有一些出版社找他们出书了。
“伟大美国杂志”将诺南、汉森和金里奇所暗示的东西用很明确的语言表达了出来：美国目前的政府体制是非法的。网站上的一篇文章这样宣称道，“一个手的手指就可以数出来国会里真正捍卫美国的主权、自由以及美国作为一个国家之地位的所有人。”另外一篇文章声称，美国现在处于“后宪法时代”。第三篇文章指责华盛顿的保守派“非常腐朽，只有克伦威尔这样的人才能击溃他们”。
这些夸张的言辞很能说明问题。很显然，美国不是自由民主制的模范国家。美国应该可以更民主，但是超级富豪的喜好往往会压过其他人的喜好，另外许多州将投票变得困难。美国应该可以更自由，但是它并没有有效地保证个人权利或者限制行政权力，因为它的涉及国家安全的官僚机构主要是在秘密运作，没有处于强有力的司法或国会监督之下。
这些都是严重的问题。不过，如果让特朗普这个禁止记者在他的集会中采访，污蔑联邦法官，声称会命令军方实施酷刑的人成为总统，以上这些问题只会变得更严重。在“伟大美国杂志”上撰文的作者不相信美国的政治体制可以得到补救。他们希望一个真正代表民意的候选人去推翻这个体制。
这个网站上有一位叫“德西乌斯”（Decius）的作者，他（或者她）是在这个网站上写文章最多的作者之一。为了解释怎样来推翻这个体制，德西乌斯运用了施特劳斯的理论中的一组术语：“暴政”和“帝政”。施特劳斯认为，暴君是指一个通过推翻宪政共和国来攫取绝对权力的人。凯撒也会获得绝对权力，但只有当一个宪政共和国自行崩溃之时，凯撒才会出手。
德西乌斯说，特朗普可能不是凯撒，因为“根据美国宪法规定，他仅仅只能担任两届总统。”但是，如果他是凯撒，这对美国来说可能是好事。“我们难道不是已经堕落到了需要一位凯撒出现的程度了吗？”德西乌斯写道。 “帝政不是暴政。它是君主专制的亚种，君主并非一个不公正的篡位者，而是一个共和秩序已然腐烂、无法正常运作的国家的拯救者。”通过推翻这个堕落的、不负责任的精英阶层，特朗普将重申”人民主权“以及”他们进行自治的自然权利”。
我们为什么要关心一个已经停止运作的网站呢？因为那种认为特朗普作为人民权利的捍卫者赋予了他一种高于那些属于旧秩序的机构的革命权力，这种观点在亲特朗普的评论文章里比比皆是。今年2月，诺南写道：“现在在美国正进行着一场软性的法国大革命，愤怒的人们以及被阻挡住前进脚步的人们开始反抗这个对其他人视若无睹的精英。”今年5月，她写道，特朗普的支持者希望他能“像一个在拉斐特公园长椅下的人肉炸弹，等到时机到来之时，特朗普能够引爆自己，炸死所有人，但是丝毫不伤及那些纪念碑。”这个隐喻很可怕。显然，诺南不认可革命中的暴力，但是她却用同情的笔触去描绘人们所谓的对革命暴力的渴望。她是在代表这位煽动实际暴力的候选人这样去写。
认为特朗普比那些原本对他进行限制的机构更有合法性也表现在对其攻击新闻界的行为的辩护上。今年6月，福克斯新闻网的肖恩·汉尼提（Sean Hannity）这样表示道，“因为大多数人不信任媒体，所以当他说，媒体都是败类和骗子时，许多人会产生共鸣。”他的逻辑与“伟大美国杂志”的逻辑相同。因为特朗普代表人民，而人民不信任媒体——因为媒体是腐败的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因而特朗普拥有诽谤、妨碍媒体工作的权利。用汉尼提的话来说就是，“他们是罪有应得。”
这一切是否是重要的？这取决于特朗普离取得胜利的距离有多近。如果希拉里击溃了他，那么，为他所建立起来的知识上的论点会不再有说服力。因为特朗普主义的合法性的来源是人民的支持。
如果特朗普的民众支持率上涨，威胁会随之而来。对于特朗普而言，民意等同于真理。这就是为什么当他的支持率领先时，他会花费那么多时间在演讲中引述民意调查数据。他明白，在美国的公共话语中很难去说人民是错的。
特朗普的竞选活动对知识分子提出了两个考验。第一个考验是，他们是否有能力推动美国政治体制去解决工薪阶层的白人男子所遭遇的经济上陷入绝境这个极易引起过激行为的问题——正是他们推动了特朗普的竞选活动。第二个考验是，不管有多少美国人被特朗普所吸引，知识分子们是否依然有能力宣布他的支持者是错误的。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因为人民的声音很重要。但它是一个自由民主国家，新闻、司法独立、法治不受人民的选票影响。
米沃什称《被禁锢的心灵》是他“与那些逐渐屈从于新的信仰所带有的魔力般影响力的朋友所进行的一场辩论。”渐渐地，一些美国知识分子屈从于他们对特朗普的支持者的信心。趁这种具有魔力般的影响力还没有变得更大，现在必须对这些知识分子提出质疑。
彼得·贝纳特是《大西洋月刊》特约编辑，他是纽约市立大学新闻学、政治学的副教授。
原文链接：HTTP://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6/09/TRUMPS-INTELLECTUALS/492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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