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伟|文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讲师
又到入学季。
今年一月份，李克强总理在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时，说：“决不能让留守儿童成为家庭之痛社会之殇!”2月4日，为进一步加强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为其创造良好的健康成长环境，国务院又印发了《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
然而，正当全社会都在积极关爱留守儿童时，一些特大城市，却以“人口调控”之名，利用“教育控人”手段，提高随迁儿童入学条件，导致诸多被父母带在身边的流动儿童无法正常入学，制造了更多的“留守”。“教育控人”不仅妨碍义务教育法实施，侵犯流动儿童的受教育权，也可能对国家和社会造成更深远的影响。
2014年下半年以来，为落实中央城镇化工作的有关文件，部分人口超千万的特大城市，纷纷制定十三五人口调控目标，“严格控制”辖区常住人口数量，其中尤以上海等城市最积极、最坚决。到2020年，上海提出不超过2500万。
为了控制人口规模，各种手段频出，但主要策略如出一辙，即“教育控人”。根据2014年7月30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改革的意见》，特大城市应科学定位城市功能，适当疏散非核心功能，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来优化人口结构，但是，产业结构调整并不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从劳动密集型产业退出的流动人口会转行从事服务业，并不会就此离开。
针对成年人的人口调控措施很难凑效，最有效的手段，就是从流动人口的随迁子女下手，利用教育行政权力，提高义务教育阶段入学门槛，同时限制民办学校招生权，使得大量随迁子女无法在上海读书，即所谓的“教育控人”策略。
“教育控人”实际上已经涉嫌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义务教育法第十二条规定：“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在非户籍所在地工作或者居住的适龄儿童、少年，在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工作或者居住地接受义务教育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为其提供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条件。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
但是，在人口调控的压力下，部分特大城市非但未能设法为外来儿童提供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条件，反而提高流动儿童入学条件，利用流动儿童父母居住条件差、就业不稳定、社保缴费不持续、没有长期居住证等特点，不予办理长期居住证，使流动儿童无法达到入学条件。
以父母合法居住身份为子女入学前置条件，一旦父母无法获得合法身份，子女就失去了入学资格，这种做法看似透明、公正，实际上大有回到“成分制”之嫌，不仅严重“妨碍义务教育实施”，也无形中剥夺了数万流动儿童在父母身边的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和机会。
义务教育法第9条还规定：“任何社会组织或者个人有权对违反本法的行为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检举或者控告。发生违反本法的重大事件，妨碍义务教育实施，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负有领导责任的人民政府或者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人应当引咎辞职。”
五月份，社会学领域自媒体“社论前沿”等，曾掀起了一轮关于“流动儿童教育公平”的讨论，国内外多位著名专家学者参与其中，发表了多篇批评文章，呼吁少数特大城市为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创造平等的入学机会。遗憾的是，目前尚未看到实质进展。
近日上海市教委领导接受媒体采访时，再次表示“上海今年不存在入学难”，但大量流动儿童被严苛的入学条件排除在义务教育大门外，也是不争的事实。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儿童的就近受教育权，不应有任何前置条件。给每个孩子平等接受教育资格，在任何一个文明社会，都是起码的原则。人口调控或许是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将子女教育作为人口调控的手段，提高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入学门槛，妨碍了义务教育法实施，严重侵犯流动儿童的受教育权。中国发展至今日，即将步入初等发达国家行列，为每个儿童创造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依旧任重道远。
对于外来打工者，需要被平等对待，成年人可以等，但孩子正在成长，等不了。当前正是毕业季和升学季，据我了解，在少数特大城市里，数万儿童和家长因为孩子无法入学，正焦虑万分。我们呼吁，有关部门应本着开放包容、海纳百川的精神，以对国家和民族负责的态度，从长远考虑，为孩子着想，尽快纠正做法，放开流动儿童入学门槛，保证每一个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都能够顺利入学。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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