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年秋，新的红石崖小学正式成立。上级派来了校长、老师，学校也从破庙搬进了地主家的大宅子（原来的校舍在解放战争时被毁）。
校长田质斋，老师有田松甫、宋兆约、李树椿，女教师有尚卫华，还有两位女教师，一位姓焦，一位姓薛，名字忘记了。田老师和校长同村，是胶南田家窑人，年龄四十多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其他教师都是刚出校门的学生。如宋兆约，青岛李村师范毕业；李树椿，在杭州上的中学。女教师穿着时髦，尚老师，烫发，穿旗袍；薛老师，齐肩短发，穿旗袍；焦老师，短发，列宁装。这些年轻教师富有朝气，他们一来，学校马上活跃了，学校也一派生机。尽管这时教学条件差，但青岛解放了，政局稳定了，教师可以安心教，学生可以安心学。学校不但有了读书声，还有了歌声。
田校长除了早操、周会讲话外，还兼任几节修身课。他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左右开弓，名气很大。红石崖镇机关的大牌子，多数是他用左手写的。每当他写牌子时，同学们争相围观。只见他把木牌放在两个凳子之间，上下打量，仔细端详，然后，绾起袖子，左手抓笔，蘸上油漆，一挥而就，大家情不自禁地拍手叫好。
写毛笔字好的还有田松甫老师，他平时穿中式便装，典型的农村先生打扮，非常精干的样子。他曾给我写过仿格子，让我照着练字。给我印象深的是，他不光字写得好，画也好。当时每个教室前都挂着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标准木刻画像，田老师可以在黑板上用粉笔毫不费力地画下来，像极了，这令我惊叹不已，他怎么有那么大的能耐。当时，有调皮的学生，常常找一些生僻字难为老师，可田老师你难不倒他。一次，一个学生在纸上写了一个“尻”字，问田老师，他不慌不忙回答说：“这个字念kao，尻骨的尻，就是尾巴梢上那快骨头。”从那时起，我牢牢地记住了这个字，至今不忘。有一次历史课上，他讲到十九世纪末，八国联军占领了天津、北京，清政府无力抵抗，被迫议和。某国代表在议和时利用对联形式羞辱中国人。他出的上联是：张长弓，骑奇马，琴瑟琵琶八大王，王王在上，单戈独战；我方代表拍案而起，立即反驳，对上下联：伪为人，袭龙衣，魑魅魍魉四小鬼，鬼鬼占边，合手即拿。他讲得有声有色，很鼓舞人，这情景至今历历在目。正因为田老师会写会画，讲课生动活泼，大家很乐意听他讲课。
李树椿老师身着学生装，戴着一副近视眼镜。最初，有两件事令我记忆很深。一是他上第一节课教给我们一首歌：“手榴弹，准备好，看好目标向前打，轰隆隆一声开了花，打的敌人回不了家。”歌曲很短，很好唱，一段歌词，重复一遍，最后一句高八度结束。他能调动起我们的情绪，不知不觉一堂课结束，歌也学会了。再是，一次上课，我喊报告要出去小便，他说“憋着吧，下课再去”，结果我尿了裤子。我是班长，他也不给我面子，怪丢人的。
1949年11月，李老师和宋兆约老师，找我说成立“中国少年先锋队”的事。经过一番筹备，学校成立了少先队组织。我成了红石崖小学第一批队员，第一任大队长。回家叫我妈找红布做了红领巾，还剪了三条红布缝在袖子上。
一次，考试历史，我找李老师问：“陈胜吴广起义失败的原因，有的同学答案是因为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这对吗？”他说，“答上也不能算错”。结果从这以后，凡是农民起义失败的原因这样的题目，我们都答上这一条。你别说，凡是答上的，都得分。还有一次，我和一个同学因一点小事争论起来，他发现后把我批评了一顿，说：“你是班长，大队干部，要注意态度，注意团结。知道吗，你这是个人英雄主义在作怪。”个人英雄主义的概念我不清楚，不过从那以后，在各种形式的检讨中，我都要说上这一条，直到有人说我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以后，才把这一条置换出去。
慢慢地和老师熟悉了，我常看到他们在一起说说笑笑，打打闹闹；有时，还听到他们在一起议论某某工资多少，挣多少分，折合多少斤小米。当时，他们大约挣八十到一百二十斤小米不等，然后再把小米兑换成现款——一种当时流行的北海银行发行的钞票。
一个学期结束了，到再开学的时候，得知焦老师调走了。当年，我妈给我织的一副绒线手套掉了，我吓得直哭，她知道了，赶紧给我织了一副，至今我想着她。穿旗袍的张老师、尚老师不知是调走了还是辞职不干了；再就是没见到田松甫老师。
期间，我们学校又搬了一次家，搬到镇西头原来大地主“南堂”的老房子，这里比原来的校舍宽大一些。之后，断断续续又调来一些新老师，不断出现一些新面孔。但来往最多的还是李树椿老师、宋兆约老师，因为他俩继续给我们高年级任课，再是他俩分管少先队的工作，我和他俩经常保持联系；再一个重要原因是，学校经常排练戏剧等文艺节目，像《王秀鸾》、《小女婿》、《小二黑结婚》等，他俩是主要策划者组织者，我是文艺骨干，主要演员，这样课余时间接触的就特别多一些。
有一次，大约是1951年春，那天红石崖大集，在上学的路上，我突然看见了田松甫老师。他在路边设了一个地摊，铺着一张阴阳八卦图，旁边竖着一张纸牌写着“占卦”二字。他坐在马扎上，目不转睛地埋头看手里那本《易经》。我很吃惊，他怎么干起算命先生来了？我没有敢走到他面前打个招呼，绕道匆匆忙忙赶到学校，心里乱乱的，课堂上讲的什么一点也不清楚，脑子里全是田老师当年上课的情景。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不当教师了，后来听说他成分不好，成分不好就不能当老师？他有学问，他的古文底子厚，书画技艺高，偌大的教育阵地怎么就不能给他一席之地，让他挣口饭吃。读书人的脸皮薄，再困难也是倒肉不倒架子的，像孔乙己，穷困潦倒到那般地步，也不肯脱下长袍来。像他这样的老师，要不是到了万般无奈的地步，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去做算命先生吧。
1952年我小学毕业。记得毕业后和李树椿老师的一次见面，是在我上中学后的一个暑假，我们寒暄了几句后，他说，你能不能给六年级的同学讲一次话。我说不会讲，也没有什么讲的。他说，就讲学习，谈体会，有多少算多少。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从讲话以后，就极少见面了。
1957年秋冬，我母亲去世，我唯一的亲人走了；我和红石崖的关系断了。这时，小学老师的事知道得就更少了。一次，听说宋兆约老师提拔当了校长，李树椿老师当了教导主任；不久，又听说他俩被打成了右派。先是觉得这怎么可能，再是觉得非常可惜。后来听说整风反右等一系列政治运动，揪出了不少反革命分子，反而不那么大惊小怪了。
可令我没有想到的是，1960年生活困难的时候，李树椿老师竟然到日照一中找我。原来他的老家是日照，住地离我们学校不远。多年没见，见面觉得特别亲热，他还戴着那副近视眼镜，从着装到举止，仍是老样子，一看就是个读书人。交谈之后，李老师说明来意，说他已回到家乡，因生活困难想借点钱度过难关。这真教我为难，因为我手中确实无钱。他可能知道我把红石崖的老屋卖了，可钱在村委会里。他见我难为情的样子，急忙说：“你不必为难，我再另想想法子。”送走他以后，我心情很沉重，很不是滋味。他为什么回到家乡的，是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还是忿忿不平愤然辞职的呢？他和他的夫人都是教师，从小上学读书，不熟习田间劳作，突然回到农村，这日子怎么过？我能体谅到，他进一中大门，张口问我借钱是多么不容易。想来想去，我不仅是同情，而是有些不平了。
可一想，我工作的单位也有右派分子，他们在监督下劳动改造，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有什么困难，有什么委屈，是不敢怒也不敢言的。同他们之间只有划清界限，更谈不上帮助了。
说来凑巧，又过了十年，大约是1970年秋，学校领导带着几个教师去城里办事，中午时顺便到饭店就餐。就在我们等待上饭的那一刻，我突然发现，在饭店角落的一张饭桌上坐着的那个人，正是李树椿老师。他穿着一件中式夹袄，脸色黝黑，除了那副近视眼镜能证明他曾经是个读书人外，他分明是个地道的老农了。他很可能早已注意到我了，当我发现他时我俩的眼光正好碰到了一起。我吃了一惊，赶紧掉头避开，当时的样子肯定很狼狈。我不知道他是来买饭吃还是来要饭吃。此时此刻，我很犯难为，我过去不过去？过去说什么？就在我脑子里盘算，试着再去看那饭桌时，他人已经不在了。
我很内疚，很惭愧，我知道我不是个好学生。他借钱我没有借给他，现在我也帮不上忙的。当时正处在“文革”期间，一个个政治运动搞得人人自危，真希望他能够谅解。
然而，这仍不能叫我平静。一个好好的人，突然给你戴上个帽子，像孙悟空那样给戴上紧箍咒，让你自由不得；一个好好的家庭，突然生活没有了着落，天天生活在忧虑不安惊恐万状之中，这是何等的悲哀？在那个时代，要安分地生活而不可得，要活得有尊严而不可得，我不知道，这是个人的悲哀，还是时代的悲哀？
1975年秋，我从日照调到黄岛工作。我离红石崖近了，多次想打听以前小学老师的情况，但一直没有机会；不知道李老师平反了没有？现在，距我上小学的时光已经五十多年了，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的小学老师们，你们可好？田松甫老师不知是否还在人世，李树椿老师如果还健在的话，大概接近八十了吧？
（写于2007年3月）
杨义敏，1938年生于青岛。当了一辈子中学语文教师，退休后每日看书看报，养花养鱼，游山玩水，还学会了看博客、聊QQ。著有《回到海西》。他的《阅卷》曾刊发于《读库1102》。
来源：读库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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