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捷
来源=2016年3月《经济观察报·书评》
“生活在现实中的人，通常自认为能够完全免除于知识的影响，其实往往都还是某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
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这段话，用在他自己身上，真是再恰当不过。尽管去世已七十年，可他仍然是最常被提起的经济学家之一；凯恩斯主义在当下的经济世界中，更是无处不在。
凯恩斯的代表作，是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下称《通论》），无人不知。这本书很早就有中译本，而且很多中国经济学家自上世纪40年代开始就已在大学里传授凯恩斯的经济思想。可是凯恩斯还有许多其他作品，迟迟未被译成中文。过去有些学者认为，如果在凯恩斯其他著作里找不到与《通论》之间的必然联系，那就不必多花心思。可随着近年来学界对凯恩斯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些观点逐渐被推翻。凯恩斯本人并不等同于《通论》，更不等同于后来通俗化、普遍化的凯恩斯主义。我们今日已经意识到，凯恩斯的灵魂不断出现在宏观经济辩论中，那么回归凯恩斯个人经历和文本，应当成为学者的必修课。
浙江财经大学李井奎教授最近翻译了两本凯恩斯的书，分别是《劝说集》与《通往繁荣之路》，作为“凯恩斯著作集”中的两本，丰富了汉语学界对凯恩斯的认识。
凯恩斯：我所攻击的理论，我自己也深信了好多年，我想我不至于忽略其优点。 在某种限定内，劳工所需求规定的，不是真实工资，而是货币工资。 全部生产成本，必然直接间接用在购买该产物上。 充分就业者：当对劳动力产物之有效需求增加时，总就业量不再增加之谓也。 一切生产之目的，都在满足消费者。
凯恩斯生前总共出版过九部作品，分别是《印度的通货与金融》、《战争的经济后果》、《论概率》、《条约的修正》、《货币改革略论》、《论货币（上、下）》、《劝说集》、《传记文集》以及最后的《通论》。这其中，《通论》与《货币论》等已有多种译本，补上李教授的几种新译，大致可以展现凯恩斯的面貌。
经济学教授之外的凯恩斯爵士
凯恩斯出身剑桥，有着令人羡慕的师承。他的老师就是大名鼎鼎的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凯恩斯对恩师马歇尔有着深厚感情，后来甚至写过一本《马歇尔传》，是现在研究马歇尔的重要文献。凯恩斯感慨说，“马歇尔通过他的学生,再通过学生的学生,使之在这个领域的影响达到了主宰一切的程度。”
在凯恩斯1946年去世后不久，他的同事罗宾逊教授（他的夫人即罗宾逊夫人，也是著名经济学家）为他也写了一篇小传，相当清晰流畅，概要地介绍了凯恩斯的生平和主要工作。可那时世界学术中心已逐渐在向美国转移，另一批聪明无比的美国经济学家正在用数理模型规范化凯恩斯的思想。他们把凯恩斯的宏观经济思想简化成IS-LM模型，写入各种广为流传的教科书。在所有经济系学生都牢牢记住凯恩斯主义要义的同时，凯恩斯本人却逐渐被遗忘了。
所有与凯恩斯有过接触的人都表示，他首先是个富有教养、充满智慧的人。他出生于名门世家，老凯恩斯亦是一个相当不错的经济学家，留下一本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名著。而凯恩斯在伊顿公学阶段主修数学，后来也是以数学和古典文学奖学金进入剑桥，这才跟随马歇尔与庇古研读经济学。
他首先是个有教养的英国绅士，终身保持着对数学、逻辑以及文学的热情，同时关心英国的现实政治和国际关系。他从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纯粹的经济学家。他的同龄人熊彼特在这一点上看得最清楚，“为艺术而艺术，从不是凯恩斯科学信条的组成部分。”
我们不妨留意一下当时几个文化圈对凯恩斯的评价。第一个自然是“无限灵感，无限激情，无限才华”的布鲁姆斯伯里圈，核心人物有作家福斯特、狄更斯、诗人艾略特以及沙龙女主人伍尔芙。凯恩斯是这个文化圈的重要人物，往来相当频繁，伍尔芙也在许多地方记录了她所见到的凯恩斯。凯恩斯与这些作家、艺术家都保持密切的联系，这是他保持“上流社会”人脉的手段。凯恩斯拥有不俗的鉴赏品味，收藏了不少画作，当然也从中赚得了不少钱。
凯恩斯决心要让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作得更好，这同他的思想中的道德观有联系。市场经济所做的让大家都富起来的承诺越快兑现，人类就能越早进入享受“美好生活”的状态——人们就会着眼于现在而不 将来，着眼于目的而不是手段，着眼于“至善”而不是“功利”。——《凯恩斯传》
另一个圈子是哲学圈。分析哲学这一派学问是英国传统，罗素、摩尔等分析哲学大师都与凯恩斯熟识。凯恩斯自己也写过一本《论概率》，可以归入这一派研究。维特根斯坦混迹于剑桥时，许多人曾对他的哲学水平表示怀疑。可是凯恩斯很早就认定，维特根斯坦拥有惊人才华。有一次他去迎接维特根斯坦回剑桥，写信给妻子说“上帝到了！”而维特根斯坦也在他的《逻辑哲学论》里，承认了凯恩斯弟子拉姆齐对他的启发。
这些例子并不会掩盖凯恩斯作为经济学家的光芒，只是提醒我们，凯恩斯是个精力充沛、兴趣广泛、极具个性的学者。他在大学一毕业就选择了去印度事务办公室做行政事务，然后才回到剑桥大学教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凯恩斯又加入了财政部，并在战后作为财政部的首席代表出席了巴黎和会。在二战期间，他又主动担任财政部顾问，并于1944年率领英国代表团出席了布雷顿森林会议，还在1946年被选为世界银行的第一任总裁。
凯恩斯一生从来没有完全脱离过具体的政治、经济实务。即使在非战争期间，他也一直担任“全国互助人寿保险公司”董事长，出版很有影响力的年报。此外，他也继承了英国数百年的“小册子作家”传统，写作了大量关于时事分析的小册子。他多年来坚持担任《经济学杂志》主编，将这本杂志变成世界最权威的学术期刊；同时他也始终没有放弃知识分子责任，用自己的能力影响国内甚至国际的经济决策。
我们必须面对如此一个立体丰满的凯恩斯爵士，而非书斋里的凯恩斯教授，这是真正理解凯恩斯思想的第一步。
凯恩斯生前的学术争议
凯恩斯一直是个极有现实感的保守主义经济学家，他很清楚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状况。百余年前，英国利用在拿破仑战争中获胜的机会，迅速崛起，在全世界范围内扩张经济。时过境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已不再具有如此条件，社会结构也显得僵化。凯恩斯必须直面困境，所以他没有在那些较难改变的产业如纺织、煤炭、造船等行业多花时间，而是全力研究货币。他认为，这几乎就是英国可以独立选择的最后一个政策了。
战争期间，咄咄逼人的首相劳合·乔治与前首相阿斯奎斯发生激烈的冲突，凯恩斯主要站在后者的立场上。阿斯奎斯不幸失败了。作为经济学家，凯恩斯内心对战争充满了怀疑，对经济危机更是充满了恐惧。劳合·乔治则要追求大获全胜，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凯恩斯实在不能认同首相的激进观点。战争期间，随着凯恩斯在财政部的职位越升越高，内心变得越来越紧张，而英国爆发经济危机的迹象也越来越明显。侥幸的是，英国在这时候胜利了。
凯恩斯参与了巴黎和会，却发现劳合·乔治等人要借着战败赔偿的机会彻底打倒德国，丝毫不考虑战后经济的问题。于是他愤而辞职，给劳合·乔治留了一封信，“我输了。现在就让萨姆纳勋爵和英国赔偿委员会主席对着已被毁灭殆尽的欧洲沾沾自喜去吧，让他们看看到底英国纳税人还能从中得到些什么。”回归剑桥不久，凯恩斯出版了那本《战争的经济后果》，以一种极度悲观的论调做出预言，“在欧洲大陆上，地球正在艰难地喘息。人们无不意识到世界即将毁灭。”
正是这场战争，使得凯恩斯对斯密以来的追求自由放任的传统智慧更趋怀疑。过去人们总以为社会进步、文明发展会自发地实现。现实证明，当一个政府故意忽视当前经济时，它会产生惊人的破坏力。历史上，金本位制度支撑了维多利亚时期的经济奇迹。可那是政府主动采纳了金本位制，而非相反。凯恩斯无法接受劳合·乔治围绕金本位制的种种幻想，更无法接受“更多公共开支就会减少私人开支”这类自由主义观点。他坚信，在重振经济的过程中，政府绝不能无所事事。
于是凯恩斯转向了货币研究。这原本是美国人最擅长的领域，而凯恩斯是较早意识到货币对实体经济将产生深远影响的欧洲经济学家之一。凯恩斯在原则上接受货币数量论，但在具体操作上，他经常改变方程形式，加入外汇设定以及他逐渐意识到的流动性偏好假设。凯恩斯总在具体问题上探讨货币，所以他会不遗余力地抨击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可在缺乏干预情况下逐渐自愈的观点。凯恩斯坚持，每个国家必须管理货币，必须在稳定价格和稳定汇率之间做出取舍。
现在经常有人会提起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及哈耶克，将他们与凯恩斯相互比照。他们与凯恩斯确实是同辈人，只不过接受的是欧陆传统的经济学教育，基本观点看似与凯恩斯截然对立。奥地利学派坚决反对政府干预，而凯恩斯对缺乏干预的经济体忧心忡忡。前几年有一本思想史专著被翻译进来，特意取名为《哈耶克大战凯恩斯》，将他们两人置于经济光谱的左右两端反复加以比较。
事实上，凯恩斯与奥地利学派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不同国家的立场和不同的方法论。一旦回到具体政策建议，两者之间的共识总是超过分歧。现在回顾米塞斯在维也纳期间做的一系列现实问题研究，可以看到他远非原教旨主义者，常常根据实际情况支持政府干预。凯恩斯亦是如此。在写作《货币改革略论》、《论货币（上、下）》以及一系列小册子的时候，他经常会收到哈耶克学究气十足的商榷信件。凯恩斯承认，自己在很多具体概念的使用上不够明确，故而引来哈耶克的诘问。可是凯恩斯根本不看重什么体系完备、概念精准，他只在乎这些理论是否准确描述和分析了现实状况。哈耶克则对英国经济本身兴趣不大，只是喜欢抽象的理论问题。凯恩斯经常无奈地表示，哈耶克实在找错了论争对象。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美国爆发了极为严重的经济危机，纽约股票市场崩盘。欧洲各国迅速受到波及，工业产值下降，失业猛增，纷纷放弃金本位制度。事后大家才知道，这是上个世纪最严重的一次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形势空前严峻。许多大牌经济学家的声誉都在这场危机中受到了损害。
例如美国近代最著名的货币理论大师、凯恩斯的好友费雪（Irving Fisher）教授，在股市崩盘之前就购买了大量的股票。见到股市下跌，费雪仍然乐观地表示，相信股市很快就会恢复，因为他对胡佛总统有信心。费雪常年在耶鲁任教，论敌主要来自哈佛。可他的论敌们也没有对这次危机的规模与持续时间做出准确判断。几年过去，总将“一切正常”挂在嘴边的费雪教授，日益成为美国人民最喜欢嘲讽的对象。又比如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与哈耶克，生活过得很艰辛。米塞斯多年来一直在维也纳商会工作，1934年移居日内瓦，“二战”期间进一步移民美国。而哈耶克在这段时间里，正好接受了罗宾逊教授的邀请，前往英国任教。他们总体主张减少政府干预，任由经济自我修复，这次同样如此。可几年过去，美国大萧条丝毫没有好转的迹象，反而进一步拖累了世界各国经济，米塞斯与哈耶克的经济学说，由此也开始显得尴尬起来。
凯恩斯的状况比他们好不了多少。就在纽约股市暴跌之前，凯恩斯还在用杠杆做多美国的期货。危机到来，凯恩斯的身价立即大幅缩水，自身的财务状况变得紧张，不得不出售自己之前收藏的艺术品。虽然投机失败，但凯恩斯的货币思想倒是慢慢开始产生影响。凯恩斯为了写作一本货币理论的专著，已经准备多年。借着这次危机的机会，凯恩斯终于出版了《论货币》。他在书里挑明了自己的观点，“驱使企业前进的发动机并非节俭，而是利润。”《论货币》在学术市场上是成功的，赢得不少赞誉。凯恩斯自己却将其视为一次失败的尝试。因为它太复杂了，包含许多细节，看似缜密却不够有特色。这样的一本书，很难引起大众读者的兴趣。凯恩斯猜对了读者的口味，于是不再有兴趣加工弥补这本书的缺陷，而是决定与之划清界限，重新创造一套最能反映个人思想主旨的概念性工具。那就是后来的《通论》。
为了从研究货币转向研究失业，凯恩斯前后花了5年。自1932年始，凯恩斯开始在课堂上讲授有关失业的“新理论”，一点一点把自己的最新手稿拿出来，交由学生讨论。1933年，他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文章，认为“当短期利率和长期利率的调控双双不起作用的情况下，由政府进行直接投资以刺激经济便成为必要。这种情况有可能会出现，其实它不久前就曾出现过”。有一些参加过凯恩斯讨论班的学生表示，所谓的“凯恩斯革命”从那个阶段就已经开始了。
随后凯恩斯访美，得以和罗斯福以及罗斯福手下各级官员会谈。他向罗斯福保证，只要把用于刺激经济的联邦支出从每月三亿增加到四亿，美国经济就会迅速复苏。罗斯福虽然抱怨凯恩斯“说话像个数学家”，但对他的建议十分赞赏，很快就落实到了政策行动中。美国也成为后来推行凯恩斯主义最有力的地区，对“凯恩斯主义”的兴起极为关键。凯恩斯还有一次表示，“要把世界从大萧条里拯救出来，除了战争之外别无他途”。不料一语成谶。德国和意大利都早早地决定使用强力的政府投资来拉动经济，而最终的代价则需以战争的形式来偿付。
就这样，凯恩斯的影响力从纸面扩展到了大家的日常生活中。
凯恩斯主义旋风
1936年，凯恩斯出版《通论》，大获成功。凯恩斯之所以成功，主要因为他提出了大众关心的问题。在那个时代，哈耶克与熊彼特等纯粹的学者都还在苦苦探究，“经济是如何一步步发展到大萧条这副境地”。熊彼特在那个时期正在撰写一本巨著《经济周期》，汇集大量资料，却难以完稿。别说熊彼特完不成挑战，即使在国民经济统计如此发达的今天，宏观经济学家对经济危机、经济周期的成因也未形成一致的看法。
凯恩斯对这些根本性问题缺乏兴趣。他要追问的是，“在一个竞争并未受到严格限制的自由经济环境下，高失业率和高产能过剩为何持续如此长的时间？”后来凯恩斯的传记作者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为他解释说，“一旦世界经济陷入崩溃，没人会特别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导致了它的崩溃”。这个现实难题既然在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供需模型下得不到解释和回应，凯恩斯就主张抛弃这个模型，转而使用直接可见的政府干预，生活本身才是学术理论的最终目的。
凯恩斯的新理论可谓离经叛道，引发大量争议。可是《通论》出版不过一年，整个世界就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到一个特殊时期。在这个特殊时期，凯恩斯与哈耶克、熊彼特等人反而得以放下包袱，就战时经济达成了高度共识。他们都反对通货膨胀，适当控制财政赤字，这是战时所必须的。为了填补财政支出和税收之间的缺口，凯恩斯还提出在战时征收高额所得税。哈耶克给凯恩斯去了一封短信，“我们对短缺经济学的理论认识完全一致，这真太令人欣慰，我们唯一存在的分歧只是它在什么时候才适用。”
早在20年代他就曾说过，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对现代人的思想不能提供任何科学的东西。即使大萧条也未能改变他的这一观点。他认为，俄国“的表现是这个世界上所曾见过的最糟糕的例子，行政管理上无能，还要让人们牺牲差不多所有使生命值得生存下去的东西......”———《凯恩斯传》
战争期间，英国终于全面采纳凯恩斯早在三十年代初就反复提出的建议。不仅军备建设取得成效，大规模的失业也消失了，凯恩斯主义用对了地方。与此同时，美国也采用凯恩斯主义的政策，获得了空前的胜利。大家都同意，凯恩斯主义是战时唯一正确的经济理论。不过战争终有结束的一天，经济还要回复到日常状态。在战争结束的那一天，凯恩斯主义已经在世界范围内留下痕迹，很少有人再会天真地相信“一切进步都会自发地产生”。
凯恩斯在“二战”结束不久后，于1946年4月在英国去世，留下丰厚的学术遗产。在一些经济学家的努力下，他的思想被进一步规范化为“宏观经济学”，成为后续经济学家讨论问题的基本参照体系。诺贝尔奖得主弗里德曼的学术观点与凯恩斯本有极大不同，但他承认“我们使用了《通论》中的许多分析细节；《通论》改变了我们研究和分析的关注点，我们全都至少接受其中的一大部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现在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
中国亦不可能成为例外。我们采用GDP来衡量国民经济水平，我们采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调整经济运行，这一切已经证明了凯恩斯框架对我们认知的影响。当然，宏观经济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早已取得大量新发现，例如“菲利普斯曲线”，例如“泰勒规则”，例如真实商业周期等等，加上近年来不断涌现的技术进步和全球化进程，使得今天的宏观经济远比当年复杂，远非凯恩斯所能预料。
但凯恩斯的幽灵在经济讨论过程中，仍会不断出现。只要市场自发调节失灵，政府介入、干预，我们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凯恩斯。产能过剩、大规模失业、通货膨胀等问题，仍然是今天政客、学者必须面对的难题，与凯恩斯时代没有本质区别。甚至在宏观经济学的学术领域里，现在也仍有两大学术流派，一派支持自由竞争的市场，另一派支持政府干预，自诩为“新凯恩斯主义”。
重估凯恩斯主义
今日再讨论凯恩斯或者宏观经济，有一些要点必须加以留意。第一，凯恩斯主义只是一种经验性的“主义”，而非逻辑上严格推演和证明的真理。凯恩斯主义在很多时间、很多地点都被政策主导者所采纳，取得积极效果。但它远非“学术真理”，使用凯恩斯主义引致不良后果的案例也比比皆是。即便主张“新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在学界内部依旧存有不少争议。
第二，凯恩斯主义在提出的时候，因为背离传统而未获得英国政府采纳。后来全世界都陷入战争，凯恩斯主义才一举征服全世界。因此宏观经济政策与它所处的经济周期、历史阶段都有着密切联系。虽然凯恩斯着眼于短期，提出的干预政策也不在乎许多经济体如何走到衰退乃至萧条这一步，但这一代的经济学家必须超越凯恩斯的短期视角，要有历史意识，关注长期问题。一个正常的经济体，总不可能永远依靠简单的财政刺激来维持发展速度。
第三，今日的经济结构远比昔日复杂，宏观经济手段之丰富也已大大超出普通人的知识范畴。在没有搞清楚一国一地宏观经济现状的前提下，简单套用传统手法，有可能导致严重后果，正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近几十年来，经济学家作了大量工作，不断发明新技术，只是为了进一步了解当下的经济状况。而这个目标绝不容易实现。
第四，不同经济目标之间往往需要权衡取舍，加上政治目标和社会目标之后，情况变得更复杂。凯恩斯继承了英国的政治经济学传统，从不避讳经济与政治之间的纠结。而在当下，随着学术分工日趋精密，学者的研究也逐渐专业化，对具体的现实政策失去了感知，一旦涉及具体问题的决策，许多经济学者纸上谈兵的特点就暴露无遗。无论如何，讨论现实问题的时候，学者所负担的压力一定超过单纯学术研究，凯恩斯对此深有体会。他在学术研究、公共政策与私人生活方面都有令人钦佩的表现。可他不是超人，在各个领域也都遭受过挫折打击。我们研读凯恩斯著作时，时常可以体会到他的焦虑和无奈。他是一个真实的人，善于学习和变通，最终取得了成功。但他知道，这种成功并不是完全如他所希望的那种成功。凯恩斯看似得到了一切可能得到的荣耀，去世前，他却希望销毁自己一切著作。他最后留下的遗言是，“我这一生唯一的遗憾是，没有喝足够多的香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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