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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晓琦
2015年有两部讲述媒体故事的电影进入观众视线，一是由托马斯•麦卡锡导演的《聚焦》，一是由詹姆斯•范德比尔特执导的《真相》，尤其前者还入围了奥斯卡6个奖项，并在发稿之日一举拿下了最佳电影和最佳原创剧本两项大奖。不管是前者对真相孜孜以求的新闻专业精神还是后者对新闻与媒体人复杂性的展示，都令我们对深度调查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本期，我们走访了多位曾经或仍在一线奋战的深度调查记者，也找到了学院中的研究人员，听他们讲述了自己与同伴们的往事，以及对这两部电影的观感。
《聚焦》中描写的那种调查报道的工作模式，那种铁肩担道义的记者职业精神，那种纸媒的荣光，在这个喧嚣的新媒体时代仿佛已经离我们很远了。
《聚焦》：一封写给新闻业过去的情书
取材于真实事件的《聚焦》极其克制，冷静再现了记者们策划、找资料、突破、采访、发表的全过程，没有过多修饰，力避戏剧化情节，所有的波澜都隐藏在平静的日常工作中。但是不止一位记者表达了看过这部片子后的激动，他们用“燃爆了”来形容这种心情，前《南方周末》记者方可成发表在知乎网站上回答“如何评价《聚焦》”的文章称，《聚焦》就像是一封写给新闻业过去的情书；前《南方周末》记者刘隽（化名）说，《聚焦》更像一个童话或武侠小说，情怀隐藏在一丝不苟和毫不煽情的剧情中，没有任何一处情绪外泄，但还是会感觉很澎湃；而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导演周浩（作品有《棉花》《大同》《书记》等）则说：“做过十多年记者，没一次报道达到这样的境界，推荐所有的记者朋友们看看，没做过这样的报道枉为记者呀。”
许多人肯定这部电影从新闻操作到点滴细节巨细无遗的真实，这令他们回忆起自己美好的新闻时光。《三联生活周刊》的副主编李菁说，看电影时感同身受，“聚焦”小组成员所遭遇的那些困难与指责，她都曾经历过。她喜欢电影开篇时老报人退休的环节，同事们与他告别，没有上下级概念，没有官样文章，这正是《三联》的环境，大家是在共同做一些事情，所谓上下级，只是谁有更多的决定权。刘隽说，懂新闻的人会注意到电影最开始这个选题确立时的细节，即“聚焦”小组自己选择合适的选题，他们只是接纳了主编的意见，这一点非常重要。原来《南方周末》也是一样，所有的选题都是编辑部自己去确认，主编不可能派题，除非空降的命题作文。“我想说编辑的自主选择权是非常重要的，《聚焦》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刘隽说，报社是非常单纯的部门，没有那么多人际斗争和办公室政治，大家都是为了新闻道义而来，老师们谈论的都是各种选题。有人离开，大家喝醉了，还会说“不要丢业务”而不是不要丢情怀，所谓业务，就是操作的规范、专业程度、报道所要付出的信息量和时间。“我自己后来就更愿意提倡这种职业的专业主义，而不是把它的社会责任放大，比如我要改变世界或惩治贪官，又或者我要推动社会进步，这样并不好，好的新闻学老师不会和学生讲这些，顶多讲公共利益与专业操作，而不是理想。”
受访者几乎无一例外表达了对《搜索》及其他国产电影中记者形象的不满，认为姚晨在截稿前还纹丝不乱衣着考究的状态，与极度疲劳邋遢无形的真实记者有云泥之别，只是一味扮靓，角色设置也太弱智。国产电影中的记者形象，要么低俗化，要么肤浅化，有时候把记者拍得像交际花。
电影中的调查方式堪称新闻操作的教科书。负责任的媒体会要求信息源，一篇5000字以上的特稿，经常需要20个以上的信息源，有时候甚至是200个以上，要去对采访的人做交叉印证。《聚焦》里为什么一定要让那个律师在名单上划勾，就是要让他确认这个信息是不是准确。中间但凡有一个错，教会就可以抓住漏洞说我们没有这样，这会对报道造成致命伤害。2011年《南方周末》做7.25动车事件的调查，动用了四、五个人，前方记者要和各路线人以及动车司机沟通，后方的编辑们则要去翻很厚的动车资料。再如2011年甘肃校车事件，记者们在整个镇上和当地的人以及政府打交道，去数县政府的停车场有多少辆车，每辆车是什么型号，有多少万，以了解当地政府公车的超标情况，以和校车情况对对比。2016年1月，《时尚先生》刊发的特稿《太平洋大逃杀》，讲述33名船员出海，22人被其中11人杀掉的惊悚事件。记者杜强留意了几年，后来得知有一个判得最轻的船员4年后出来，这是判决书之外唯一的信息源，于是就等了1年半时间，在此期间搜集案情材料，了解远洋渔业的状况，还换了工作单位。最终采访到当事人，稿件发表之前曾四易其稿。
前《纽约时报》驻上海站助理顾卉妮说自己看完后激动地久久不能入睡，出身于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她表示，自己在学校里接受的正是这样一种新闻训练。2011年9月，顾卉妮参与了《纽约时报》对苹果血汗代工厂的一组系列报道，负责第二篇报道中的中国部分。她接触的富士康工人至少有100多位，深入采访的有30多人，前后4次到访成都。问她怎么找到的这些人，她说，动用的办法很多，比如联系去过现场的记者，联系NGO组织成员、层层引见、查找数据库、梳理历史上关于富士康的相关报道、运用搜索引擎、寻找富士康工人的论坛、阅读工人们对“成都富士康5月爆炸事故”的讨论、加入富士康qq群，观察发言积极的人并设法与之建立联系等等，进行全方位的地毯式搜索。至于报道重点提及的小东，当时已经不让记者采访家属，她通过NGO组织找到了小东的姑父，引荐人说他脾气古怪不好接触，电话联系时也不置可否，但试着接触，结果对方非常配合，并因之找到了小东的父母和弟弟。《纽约时报》这组报道，调查范围横跨三大洲，十多个加勒比岛国，就在截稿前16个小时，发现还没能确认，6个月前尚在卢森堡的一个邮箱是否还挂在那儿的墙上，这是唯一能证明苹果在那设有子公司的证据。于是在领军记者Charles Duhigg向编辑汇报完之后的4个小时，巴黎的同事飞往卢森堡，再2个小时之后，Charles收到同事回邮确认邮箱还在。为了找到苹果的内部人士，《纽约时报》的工作人员建了一个苹果所有相关工作人员的数据库，包括离开的人，一个一个打电话。绝大多数人直接挂断电话，但剩下的愿意接受采访的人足以支撑报道需要。顾卉妮说，我们有一句话叫做：你找10个人，一个都不开口很正常，你找100个人，一定会有人开口；没有人开口，只是没有找得足够多。
编辑会在顾卉妮采访的素材上继续提问，密密麻麻全是问题，包括工人夏季和冬季的服装分别是什么颜色的？工人公寓内是否有烟味？什么地方有烟味？什么地方一般没有？打磨的铝粉肉眼可以看到吗？铝粉在头发上能看得到吗？小东（故事主人公）是走路上班还是骑车上班？他下班后怎么打发时间？他玩电脑游戏吗？问及这些问题的意义，顾卉妮说，编辑们希望能为那些从来没去过这些地方的读者带来如临现场的真实感，出发点还是人本主义，如同编剧塑造一个角色，他的活动、特征、行为习惯都很重要。而她也需要反复跟采访对象打电话，确认细节。这组报道获得了2013年普利策奖解释性报道奖，没有一个事实错误，没有一条对于其真实性的质疑。报道刊发后在美国本地引起轰动，描述中国产业工人局面的单篇受到了最大关注，近百万中国工人因此获得23%的涨薪，工作环境得到改善，苹果首次公开厂房供外人检视，还出台了强制限定中国工人加班时间的规定。在顾卉妮发表在《南方传媒研究》的《如何炮制一篇普利策报道奖》一文中，她写道：“在终获普利策奖的那些报道里，靠运气得奖的几率几乎为零。只要进了最终提名的故事，无一不是经过了米其林三星标准的考验。他们把‘采访与写作’这个新闻界所剩无几的传统发挥到了极致。他们团队作业，日夜不息。他们起于跬步，终于伟大。”
《真相至上》中的女主人公瑞秋，即便面临牢狱之灾，也不愿透露线人消息。本片如同“水门事件”的翻版，显现出这个国家对其新闻理念的笃定。
《南方周末》对好稿子的评价标准不是文字漂亮而是信息量，获奖稿件的评语只会说信息量充足，还有就是信息的增量和突破，即掌握到比别人多的信息，指出更多问题，或能够证明这个系统出问题的原因。刘隽说：“这种美好很像麦田守望者，或者是胡舒立打过的比喻，像啄木鸟，不停地敲打树干是为了让树长得更好。记者更像是乌鸦，发出的永远是不好听的声音，但他只是为了让树长得更好，或者让人警觉。记者也很像苍蝇，永远都盯住这个系统的腐败和我们忽视的那一部分，不仅是社会不公，还有思想上的盲区。”记者和编辑们会浏览很多报纸，选出值得深挖的事件，也会在网络上寻找新闻热点。能成为新闻的事件需要具备一些要素：有趣、离奇、荒诞，要有新闻点，比如冤案，比如留守儿童、切糕；也有的是平时生活观察，比如寒门再难出贵子与阶层固化，再如国考公务员热。再有是否与公共利益相关，是否能看到事件背后隐藏的问题。最后就是是否与自家媒体调性相符。《南方周末》偏向于民生化、社会性和文化性，曾经有一个词叫做“根目录”，所有的报道都应该能归于“根目录”，要关系到重大社会议题、国计民生，比如三农问题、贪腐问题、食品安全，所有的报道都是为了指向系统而不是单个人的坏，否则无助于舆论监督和推动这个社会的进步。就像《聚焦》里主编所说的，你不能报道单个神父的坏，要去指出整个系统的问题。比如2013年范承刚、何谦等人所写《寻找“文革”隐伤者》一文，就是并不满足于当事人忏悔道歉的层面，而是通过查阅资料，发现德国人用精神分析来研究文革对人的影响，发现这种伤痛不只是一代，而是可以代际传承。2013年《南方都市报》所发孙旭阳《乡村女童维权困境》一文，不仅报道了新闻事发地斗称沟村的女童被性侵，而且挖掘了周围村庄的类似案例，考察女童的日常生活、乡村环境与乡办小学的运行，目的在于希望知道这种事情频发的原因，有哪些渠道可以令受害者获得帮助。2007年《南方周末》刊发的《系统》一文，通过对一款叫做“征途”的虚拟游戏及其玩家的考察跟踪，发现这类游戏并非提高可玩性来赚钱，而是利用了人性弱点与文化沉疴，主题指向自由、禁锢、金钱与政治，而其作者曹筠武则获得了2009年骑士国际新闻奖。相较于“南方系”对民生、社会话题的关注，财新传媒更留意制度建设、对公权力的监督及金融商业领域的话题，对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东西始终抱有警惕。
《三联》考虑选题的时候，也是要考察一个事件的深层次背景是什么，是否足够丰富多维，是否反应了社会痼疾，或者虽然表面不大但反应了未来一种趋势，虽只在少数人身上发生却有标志性意义，不能是孤立事件。比如2015年，张星云、朱步冲等人对巴黎恐怖袭击的专题报道，提出了恐怖主义升级的概念，认为恐怖主义利用网络时代的特点有了新的组织形式，已经从以固定国家为依托变成了打散的形态，分析它的变化与力量如此强大的原因，欧洲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自二战以来思想潮流的变化，以及恐怖主义的源头。“这个社会还是需要有这样一批人去做这样的事情，推动它往前进一步，并不是说商业和法律等做不到这一点，只不过是用不同的方式”，刘隽说，“《聚焦》这部电影的意义，在于它讨论的是一个行业对社会推动起到的作用，是一封新闻业写给这个社会的情书。就像《十二怒汉》也是群戏，讲的是美国的法治精神，不要错杀一个人。《聚焦》如果能再往前走一步会更好，它和《十二怒汉》都是从各自行业出发，代表着社会应该有的美的一面，而像《点球成金》讲的是如何用数据推动球队赢球，是用数据来体现和推动美好。”“我比较喜欢两种类型的电影，一种比较残酷和真实，像《黄海》和《大逃杀》，完全一点人生的余念都不给你，非常残酷。另外一种类型是非常热血正能量单纯美好，代表的是不会因为暴力而让人性倒塌的那部分。像《火星救援》用科学精神来帮助我们面对困难，《柔道龙虎榜》讲的是人对体育精神的爱，这种爱支撑着他不会在这么操蛋的社会中塌腰倒下去。《聚焦》是让这样一批记者为了社会上的一个问题去奋斗，不是那种有着夸张美的正能量，是从社会层面去思考美的东西，还有像《肖申克的救赎》那样讲自由讲信念的东西。这类电影更多从行业性上讲一些社会意义，西方有很多这样讲述行业性的影片，比如《穿PRADA的恶魔》《极速风流》，各个行业都会为编剧提供很好的素材。”
李菁说自己看完《聚焦》之后有点惭愧，钦佩剧中总编对抗压力的勇气与智慧，不止是对于教会，而且有操作层面的压力，如果压着不发，别的报纸发了，炸弹没放出来怎么办。“可以看到一个伟大的人，在一个伟大的时刻，做出的一个判断、一个决定，会带来多大影响。一个了不起的行业领袖，能对事情起多大的作用。相比于勇气，智慧、胸怀、眼界更难。”他们敢于去触碰涉及社会正义的大问题，令她觉得有一种感召，就是记者的使命。“在我们的环境下，你知道有些事情可能触及到特别大的群体，或者是国家层面的东西，但没有办法做。阻力是看不见的，可四处都能感觉得到，大家都是明哲保身，最后也都放弃了。我们能把一个个案讲出来就很了不起了，想把一个系统的问题揭露出来太难了，这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在勇气和见识上，我们也有很多不如人的地方，看完之后，觉得我们做得太不够了。”
清华大学国家形象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马向阳认为，《聚焦》是一部向媒体致敬的片子，反应了真实的媒介生态以及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有些残酷，触及到美国很多问题的本质。他曾在美国生活过一段时间，美国社会有它很虚伪的一面，不管是宗教还是民主制度——尽管它有那么多优点。美国的社会结构与宗教结构非常像，我们大多数人认为，美国物质上特别富裕，精神上很自由，但实际上它有另外一面。在世俗社会背后，支撑它的终极的还是宗教。尽管现在许多年轻人已经不太去教堂了，但对于上年纪的人来讲，宗教、教堂依旧是社区的中心，不光是地理中心，也是社会生活的中心。包括美国的政治运作，总统宣誓还是会拿着圣经，还是靠这套东西去支撑它最本源的部分。西方媒体的优势，在于基本保证了专业主义的范式，有自己清晰的价值观，真的体现了媒体的精神和使命。而这也是美国人的可敬之处，能够批判自己，包括它的民主制度、精英制度。“总编这个家伙很厉害，他有这种胸襟和追求真理的雄心，作为一个媒体人来说，很值得尊敬”，“这也是主编的价值，如同灯塔，指明方向。”
“聚焦”小组自己选择合适的选题，他们只是接纳了主编的意见，主编只会建议不会指派。
而《真相》讲的是新闻产生之后的东西，也是残酷现实之一种，情感更外泄。在前《南方都市报》《新京报》记者胡一涌（化名）看来，《真相》中的凯特•布兰切特，如果不能完全确证信息源，可以只做质疑，把问题抛给布什，不能把简报复印件当作重要证据，也不能作为单一的问题抛出来，而要裹挟在其他问题之中，在战术上有很多规避的办法。后来她再说什么，别人已经很难信任，因为证据存在问题，而布什又获得了很大的同情分，也许真的有问题，但公众对这个问题已经厌倦了，而调查的难度会倍增，之前不配合你的人肯定更加不会配合，你这么不靠谱，而之前没有接触过的人，看到你的拙劣表现后，也不会跟你说什么了，非常可惜。中国的记者面临更复杂的情况与更大的风险，因此也就发展出很多经验，“美国记者所遭受的压力，在我们看来真不算什么。”刘隽说，“我们有时候会认为自己掌握真相，但总会遭到公众的质疑和各种打压。”新闻类似剪裁，其真实性很多时候在于我们具有某种裁决权，在于你想呈现哪一种真实，即便西方，也有左右之分，所以不同的题材，不同的记者会有不同的报道。新闻报道与法律的不同在于，当我信任信息源的时候，当我面对“深喉”的时候，没办法出示证据，只能用个人及整个机构的信誉去背书，所以新闻没有百分之百的真实。记者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降低风险和提高可信度，但不像法律那样非得做具有公信的东西。在保证新闻真实和保护信息源这两件事上，是永远存在悖论的，也是要承担责任的。“真相这个东西从来不能得到绝对的保证，这也是为什么《真相》这部电影不如《聚焦》，《聚焦》没去喊什么口号，只说我想抵达一个真相，但《真相》这部电影会看到明显的情绪。《新闻编辑室》也不如《聚焦》，有时还是会比较燃，会谈新闻理想，但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不会去谈新闻理想，只是偶尔感伤一下，更愿意去谈业务的专业性。”而北京某著名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老师刘立明（化名）则说，我国与西方，新闻采访的基本技术操作要求相同，但无论从消息源获得方法、舆论引导和新闻观都是不一样的。《真相》体现的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新闻观，是为资产阶级和他们的主流服务的，我们秉持的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我们有一定的要求，党报不允许批评同级政府。不管是《真相》还是《聚焦》，他们的媒体追求利润总是第一位的，追求的是眼球效应，这与他们整个的逻辑和习俗、制度相关；而我们媒体的属性是事业单位、企业化经营，追求的是社会效益。
在江湖上单打独斗
比起美国媒体长时间操作一个项目与集团作战，中国媒体经常没有条件支持时间过长、规模过大的调查，记者们单打独斗的时候更多，面临的情况更复杂，江湖气更重，更有孤胆英雄的意味。有次，李菁去采访某位因做公益在当地饱受打压的老太太，当事人接到神秘电话要其马上下楼，有车来接，老两口很紧张，身边没有年轻人，希望她能够陪同，于是换了油乎乎的衣服，擦掉口红，谎称是其家保姆。车子七拐八拐来到一处偏僻所在，看到一幢辉煌的大楼，是当地省政府的接待场所，在大厅等待的时候，才知道是某位要人来了解情况。《总统班底》中，伍德沃德在阳台上插小旗做暗号与线人联络的事情，田磊（化名）说她也做过，先跟对方约在银行营业厅见面，后又转移到他的车上。一般来讲，线人分两种，一种是爆料人，一种是内部的朋友，以前一种居多。但大多数人只能在一桩事上当线人，不可能什么都知道，因此，田磊说，她更愿意把他们称为采访对象，而绝大部分采访对象今生只采访一次。记者最基本的能力就是去找人。她拿到选题后，一般是先做资料收集，列出必须采访的人、事和方向，顺着方向一个个去找，包括他原来的单位、同事、同学、居住过的地方、经营过的企业等。新入行的记者可能会觉得，记者突破，重要在于资源和线人，但她认为最重要的是找许多材料，阅读、分析、研究、归纳，在资料基础上推理，然后根据海量采访去判断、证实、证伪。另外就是职业敏感性以及在长期实践中积累的直觉。
《惊爆内幕》也改编自事实，CBS电视台“60分钟”节目制作人、记者洛维尔•伯格曼为了揭露香烟对人体有害的报告丢掉了工作。
不是所有的线人开始都愿意配合，令他们开口的办法不一而足。比如告诉他，如果信息缺失会对你更不利；比如像《聚焦》那样，收集对方负面消息，如果你不想这些明天出现在报纸上，就接受采访或提供相关材料。有些人开口是基于对记者个人或其所在媒体的信任。总体来说，还是要真诚，“很多时候打动线人的方法就是锲而不舍，我听了无数次这样的故事后发觉，这可能是唯一的秘诀，而且可能是唯一值得提倡且有效的。”必须站在他的角度去思考，至少要对他的经济、心理等方面有好处，促使他良心发现。刘隽说：“来自体制内的‘深喉’基本都是自己良心发现，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他们有利益诉求，想要搞倒某个对手，或者是情妇。你总会搜集资料，会知道在哪些关键节点有哪些关键的人，然后就想办法找到他们就是。”胡一涌说，一般需要多跑几趟，了解他有什么顾虑，打消他的疑虑。如果对方文化程度高，能跟你产生心理共鸣可能容易说服一些，但受教育有限的人，在压力之下会非常固执，你不可能或很少有可能，通过自己的个人魅力去说服他。所谓线人，说白了就是受害者、受害者家属或信任的人，或者是在其环境中郁郁不得志的人，有自己的个人动机，“在我十年调查记者生涯中，很少有出于正义感当线人的。不可能不带任何诉求、感情、偏见和立场完全告诉你真相”，因此记者要会察言观色，需要鉴别和核实。“脑子一定要清楚，今天要问他什么问题，不能被他操纵了。”对线人的保护关乎记者的职业声誉。2006年，傅剑锋曾经写过一篇一位老师晚上和周末出去卖淫的报道（《平时是天使周末是魔鬼》），引起过一定争议。为了保护当事人，他隐去了当事人所在的地名和姓名，但后来就有很多人质疑这篇报道的真实性。 “即使你把我告上法庭，我也不会说出来，败诉了也无所谓，还能干这份职业，但如果我把别人供出来了，以后我会很难干，也会被别人看不起”，胡一涌说。
取得线人信任，并不是中国记者面临的最大难题。他们经常会把大量时间和精力，花在本就该公开的信息上。记者们为此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会像狗仔队一样翻垃圾，在火灾现场扒拉材料，甚至有时需要使用一些非常规手段，同时承担法律上的风险。记者们在长期的实战中，积累、培养了一整套反跟踪的突破技巧和如特工般的机警，练就了承受非常压力的大心脏。胡一涌说：“不要表现得比对方聪明或是掌握了更多信息，这没有任何价值，只会引起警惕，不跟你讲或者讲的都是假的。对好人来说，要让他感觉你很值得信任；对坏人来说，就表现得你很好操纵和误导。如果他觉得你好误导，话自然会多，就会漏洞百出。”
记者也会面临被打的风险，身体与精神都会经受很大冲击，这种事情并不新鲜。胡一涌经历过危机时刻，“在现场，你一看矛盾比较激化，就不要冲到最前面了，这样会少挨很多打。是有危险的时候，但有记者天天挨打的话，本身肯定也有问题，无论是方式还是动机。很简单，你是去采访事情的，还是去发生冲突的？”李菁也说，记者要学会保护自己，不要拿着相机、录音笔太过招摇。有时候也会觉得有点不对味，你的终极目的是了解到信息，而不是被打被抓成为新闻人物。总之“就是通过各种方式打交道，有时候我甚至觉得，很多稿件就是一种运气，把所有的途径都尝试了，最后能不能成听天由命，不成心里也坦然。有些奇案的侦破就在于警察不放弃，记者也一样，跟主观努力程度有很大关系，并不是有一条天然的路放在那儿，路都是自己探的。刚开始会承受很大精神压力，茫然无措，经验多了积累的资源多了以后，就会知道哪些人能给你帮助，能提供一些有价值的信息”，李菁说，“记者当然是一个职业，但是支撑下来的，还是爱好。选择这一行，寄托了精神上的追求，否则不会做这么长时间。记者不是一个可以升官发财的行业，但为什么还有人在坚持，就是因为享受它不同的乐趣，能接触到不同的人，去不同的地方，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像入门训练一样，一个新记者上来就会做一些天灾人祸的新闻，很辛苦，但也很有成就感，能去经历见识那么重大的事情，把自己的感受告诉别人。”好的记者，享受的都是斗智斗勇的过程。
《聚焦》反映的是我们与西方电影的行业差距，系统性的落伍；他们的过去甚至都不是我们的未来，我们的未来还没有到就已经没有了。
关于选题夭折的比例，普遍的反馈是并不多，因为有自我审查，大家大概都清楚，什么样的东西是肯定不能报的。媒体总是要在实际运作中不断打擦边球寻找空间，西方也如此，只是我们更困难些。田磊说，她做选题时经常都是保密的，连家人也不能告诉，这都是增加风险。有些系列报道，一两个没问题，接二连三出现，有时就会被下禁令。选题做完之后，未必能马上发表，很多时候要看大环境，即便得到内部消息知道形势有利，也还是会放一下，不敢轻易发。还有的就是直接扼杀，等可以谈的时候再谈。
无限衰落的行业
这几年来，不断传出媒体精英出走和深度调查部门裁撤的消息。从业人员们说，媒体缺乏独立性，舆论环境变化，费了好大劲做出来的稿子说删就删，说撤就撤。资本衰落，大面积转向互联网导致优秀人才外流。而深度调查报道花费多，一篇稿的成本大概需要2万元，支撑它的是媒体品牌，本身产生不了经济效益，反而经常会招来麻烦。当遇到经济压力需要减版时，必然要从深度报道开始。没有深度报道，媒体品牌受到的影响，其实看不出来，因为媒体的公信力是长期形成的整体印象，冒着很大风险发深度报道赢得的口碑，隔两天就会被不得不发的一些东西破坏掉。“它的职业操守很多时候是靠自欺欺人和选择性无视来实现，感觉到自己有新闻理想，好多时候不敢深究。”老家伙们的出走造成人才青黄不接，加速了行业衰落。
在宽松时期，媒体对政治格局和法律进程能起到作用，比如2003年《南方都市报》对孙志刚案的报道，对法制进程的推动。而如今，无论在政治体系还是在资本市场上，媒体的价值都在衰落，它以前引以为傲的专业性与影响力，自己已经不太重视了。20年前，《南方周末》的记者月薪是1万-2万元，20年后还是一样，但所有人都知道物价涨了多少。2万可能是一个记者收入的天花板，最多到3万，可这是你做企业的起点。支撑人们留在这个行业的，更多是职业荣誉感，但这种荣誉感在某些势力的封禁和商业的影响之下逐渐消失了。而读者也许真的不需要调查报道了，太多的负面信息会让公众感觉到不适，没有那么多人愿意直面这个社会的黑暗，心灵鸡汤、娱乐新闻让人感觉温暖安全得多。
长期在一线工作的调查记者，不少心理抑郁，这源于常年与黑暗的接触和沉重的无力感。看到读者与访民夸赞自己时会很高兴，但心里也清楚，有时候并不是你有多厉害，而是你的的平台好，你的主编愿意为你承担责任与风险，或者是一时大意。他们也不那么服气美国同行，觉得换了同样环境，我们能够做得更好。报道能否做，能做到什么程度，媒体掌控不了，因此许多媒体人没什么真正的安全感。《聚焦》中的记者在三、五十岁的时候还在做新闻，但中国的基本上从业三、五年之后就陆续离开了。人过了30岁之后，就会恐慌，觉得没有前途，上有老下有小，为了养家只能出走。很多人其实愿意到大学里把自己的实践经验分享给更年轻的孩子们，但他们没有博士学位，受限于编制壁垒，基本进不去。而大学的新闻学院，大部分是没有任何实战经验的理论派在指点江山。“街上有两个人在打架，你问他们知不知道该如何采访？”胡一涌说。
大学的新闻系岿然不动，似乎没有受到太多产业风云的影响，每年仍旧有不少学生考进来，在这里学习专业技能，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好一点的学院还会开授人文通识课程。马向阳说，学院里的新闻学还处在上世纪50年代前苏联那一套，新闻伦理一直在讲，但这和新闻专业主义紧密不可分，因此大大不够，在实际操作上更是薄弱，因为大部分老师没有实践过，如他这样有过将近20年实际经验的会受到歧视，学校里讲究的是博士学位、一年在核心期刊发表多少论文以及职称。很多学院文章都是无意义的文本，远远跟不上产业变化的速度。大家会推崇胡舒立和王克勤这样的记者，但前者不可复制，后者是个倒霉蛋，都无法具有极大的感召力。学生们走上工作岗位，会很快忘掉在学校里学到的东西，但三观还是在学校形成的。刘立明说，学校里开的课程，都是为主流媒体、党报党刊设置的，学生们也想进这样的媒体，但迫于就业压力，有些还是会进入市场化媒体。“进了主流媒体，未必能实现你的梦想，因为人家的体制很完备”；“我们是让学生尽量适应这个主流，可是突然偏离特别大，就会与主流偏差，我们不希望学生与主流不一致”；“工作氛围和要求，使他们处于被安排好的状态”；“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走上岗位会面临局部真实和整体真实，我们说无论如何不能说假话，但很难做到，不过大体上他们是能做到的，因为我们国内的主流媒体要求的是党性原则，遵循的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必须按照这样来。”
而新闻到底意味着什么？它对于社会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马向阳说，新闻实际上是一个叙事，包括它的真相，当然我们会最大限度去还原现场，但实际上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真相。打开电视机，每天都有关于世界各地的各种光怪陆离的新闻，这些和每个个体有什么关系？角度决定事实，每个人都有新闻立场，我们经常会把自身的观点强加到新闻事实上去，赋予它深度。新闻的本质是什么？它是帮助我们去了解真实世界的样子和身边的状态，就像水温一样。一个青蛙生活在沼泽地上，需要了解沼泽里面的气候是否适合生存，这是新闻对于大部分普通人的价值，它是气候变化的表征。李普曼在《公众舆论》里讲新闻舆论的形成，用了一个词叫做“拟态环境”，舆论跟云彩一样都是稍纵即逝很难把握的，但它是可以感知到的，其实是一种氛围。深度调查挖掘背后故事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刻画出我们这个环境的状态，而媒体是为了让我们了解身边的环境是否适合生存。具体到《聚焦》与《波士顿环球报》 报道的意义在于，它在美国埋下了一粒怀疑的种子，当人们看到神父的时候，可能不再会盲目地把孩子给他去拥抱。
新媒体的崛起加速了传统媒体的衰落。刘隽觉得现实环境可能会导致记者这个行业的消亡，但网络会把话语权还给普通人，未来会更加扁平化，深度报道也许会以另一种方式存在。微信微博会越来越壮大，一些自媒体会像小机构，也会找运营和广告，杂志会死掉很多，也会慢慢转型，也许纸张消失，但会化为公众号继续存在。马向阳则认为，个人与媒体之间或许会有更自由随机的关系出现，而不是像传统那样依附于某家媒体，被收编到一个单位。也许网络的发达可以推进深度报道，可以就某一个真相穷尽所有人的调查，比如邓玉娇案，网友的共同发掘令这件事越来越清晰。但未来会如何，没有人知道。
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对“水门事件”的报道，已经成为新闻行业的标杆。（《总统班底》剧照。）
刘隽认为，《聚焦》反映的是我们与西方电影的行业差距，系统性的落伍。国内的特稿记者、报道记者在看这个片子的时候都会想起过去和过去的那些小伙伴，也会非常羡慕他们：“他们的过去甚至都不是我们的未来，我们的未来还没有到就已经没有了。” “一方面你会怀念过去，一方面你会为中国新闻业的现状感到悲哀”，“你会看到不光是自己，还有整个新闻编辑部那种最美好的光景和其迅速消失的过程。”《聚焦》很像《编舟记》，缓慢推进，看得懂的话会非常感动，一群最古老的手艺人是如何坚守岗位但又已经落伍；而身边不断有人离职的感觉很像《集结号》，人都走了，我还在坚守，“但我不知道集结号什么时候吹响，我们还能不能有下次冲锋”。方可成在他的文章中写道：“虽然仅仅是14年前的事情，但片中描写的那种调查报道的工作模式，那种铁肩担道义的记者职业精神，那种纸媒的荣光，在这个喧嚣的新媒体时代仿佛已经离我们很远了。”在曹筠武为他的同事杨继斌写的《他是顽固的坚守者之一》一文中，他把杨继斌比作必须穿戴整齐的圆桌骑士，而在新的时代标准下越来越不合时宜的《南方周末》则是必然会消失的恐龙，“新时代正在向前奔驰，而我们还沉浸在往日荣耀的余晖中以梦为马。我见过老杨半夜 3点钟在电话里听另一位同事朗诵诗歌，那时候我想，这是在火药和炸弹面前多么负隅顽抗的一群人”；“我当然并不会反动地觉得高速、轻巧和解构是负面意义的词汇，我只是觉得，在热烈地拥抱新的信息时代的来临之前，我们缺少了一个足以养成审美教化的过程。在我们这个特别的国家，太多的时间曾被丢失，而新时代又不可阻挡地来了。”马向阳说，“不是中国媒体太笨，记者太傻、太愚蠢，或者道德上很堕落，就是不同的池塘，产生了不同的物种。” “新闻界现在找不到楷模，现在已经没有了，之前的鼎盛时代，我把它解读为80年代的余响，就是有一点理想主义的人，他们想做点事，但很快发现，这个温度已经不适合他们生存了。”“你掌握的技能，你的新闻理想，是需要一个好平台承载的，对于那些在《南都》、《新京报》或财新干过的人来说，当这些单位都没办法承载你的梦想的时候，其实是中国已经没办法承载你的梦想了”，胡一涌说，“在我看来，我们这一代，世纪之交读大学，在中国传媒的黄金时代干过5年以上的人，这伙人的历史使命基本上已经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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